红色毕节的光辉岁月

2011/12/31 毕节日报 有0人参与评论

 

  红二、六军团长征在黔西北


  一、战略转移黔西北

  为了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9日,红二、六军团约8000人由南腰界出发挺进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留守黔东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组织一直坚持斗争。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红二、六军团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审时度势,决定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11月19日,为争取主动,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新的战略转移,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1936年1月中上旬,红二、六军团进人贵州,12日攻占石阡县城,19日,军团领导在石阡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地区活动,在贵州西北部创建根据地。

  在西进途中,接到军委两次电报,指示“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黔西北地区的条件后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曾到过黔西北,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使这里的人民深受启迪,有革命之欲望;贵州地下党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黔西北活动频繁,而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阀矛盾重重,各自为政,黔西北是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些都是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军委指示完全符合实际,因而二、六军团领导做出了进军黔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

  二、调虎离山,奇袭鸭池河

  1936年2月1日,担任先导的红二军团六师从修文直奔镇西卫(今卫城),准备抢占鸭池河渡口,随后,军团领导又从各师选调精兵强将,组成120人的侦察队员,连夜向鸭池河挺进。鸭池河渡口,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惟一渡口,沿河两岸山高林密,山岩峥嵘陡峭,高处达数十丈,低处亦有数丈之高,河床时宽时窄,河深水险,水底暗流湍急,堪称天堑。当时来往交通,全靠木船摆渡,从渡口到北面山顶的路上有大、小关两个隘口,上山小路如登天梯,

  大路曲折盘旋。因此,红二、六军团按照军委指示,佯攻贵阳,声东击西,成功地迷惑和调动了敌人,蒋介石布置在贵阳以西、乌江上游鸭池河渡口的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在贵阳“告急”的情况下,慌忙向贵阳收缩。红二、六军团抓住鸭池河渡口防务空虚的时机,虚晃一枪,绕道黔北,直捣修文,奔袭鸭池河。

  2月1日深夜,侦察队一路急行军,扫除了沿途地方反动民团势力。路经坎挂时,竹碉里的伪军已逃跑,先遣队便将竹碉烧毁。由于竹碉起火,浓烟滚滚,远近可见,正待在渡口老街家中的新店区伪区长董醒吾及联保主任杨冰儒等,见势不好,纷纷朝归中等地逃窜。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先遣队到达南岸渡口,河两岸的盐防军守兵,见坎挂碉楼起火,知道红军已到,仓皇从小关、垭口向捅井方向逃窜。先遣队在南岸渡口观察北岸确无动静,在树木荒草掩映之中,发现了几只小船,通过向对岸的船工喊话宣传后,一只小船首先从对岸划过来,10多名侦察队员立即上船划向对岸,控制了渡口。待六师赶到时,渡口共有大小船只10只,大船一次可载100多人,小船一次可渡20多人。午后,五师及大部队也陆续赶到渡口。仅靠4只木船摆渡,部队难以及时过河,于是部队领导当机立断,就地取材在渡口下游水势稍缓的羊子岩脚滩口架设浮桥以保证部队安全过河。

  2月2日夜,红军在船工和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利用从伪区长家缴来的备用电话线、木料及向群众借的门板等将浮桥架成。随后,红六师、五师、四师、二军团直属机关、十七师、六军团直属机关、十六师、十八师共18000余人历时3天依次通过浮桥到达北岸。二、六军团过河后,立即撤毁浮桥,封锁河面,将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甩在鸭池河南岸。

  红军过河后,对借门板、木料给部队搭浮桥的老百姓进行了赔偿和感谢。之后,红二、六军团乘胜进军黔西、大定、毕节,为创建根据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黔西会议

  红二、六军团顺利渡过鸭池河进入黔西县境后,国民党黔西县长林雁峰和前任县长谭重光纠集反动势力妄图负隅顽抗。林雁峰拟请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宋醒(宋马刀)部担任城防。宋醒是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军人,深知红军此行是北上抗日,英勇善战和锐不可当,就以林给赏银粮饷太少为由,带队逃离。因此,作为黔西北东大门重镇的黔西城防守十分薄弱,仅有百余名保安队以及增援的一个连把守。林雁峰一面强迫群众在城墙及四周城门巡逻,加派兵丁,对出入者严加盘问,对红军进行大肆诬蔑诽谤,妄图负隅顽抗;一面带着家小及30多名兵丁连夜出逃。城内邮电局长、区长、保长和官僚、资本家、地主、商号老板及负责城防的保安队和吴忠信刚到黔西的一个连的官兵,目睹县长首先逃跑,也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2月3日凌晨,先遣队来到黔西城外,向城内鸣枪进行火力侦察,城内确无反应,拂晓,红六师各部顺利进占黔西城。

  红二、六军团进占黔西后,5日,总指挥部在驻地川祖庙召开紧急会议,即黔西会议。黔西会议是继石阡会议之后,红二、六军团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再一次讨论了石阡会议作出的决定,强调在黔大毕开辟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蒋介石政府妥协退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反共反人民和镇压抗日运动;红二、六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与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不断的浴血奋战,辗转数千里进人川滇黔边区,担负着反蒋抗日的神圣责任。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军委指示,成立以黔大毕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临时革命政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川滇黔省委员会,以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黔西会议还根据蒋介石再次坐镇贵阳,部署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而川军、滇军各自为政,远离红军行动,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被红二、六军团甩在鸭池河南岸,惟有蒋介石嫡系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三个师十四个团由遵义逼进,占黔西县打鼓新场(今金沙)后,抢占了军事要地三重堰、渭河一带,逼近黔西县城等情况,决定兵分三路,实行战略展开,以四师、六师、十七师三个主力师集中对付东北方向进逼之万、郝两纵队;贺龙率四师、六师行动,萧克率十七师行动;以十八师担任钳制任务,十八师五十三团驻守滥泥沟,守卫鸭池河一线;十八师师部及四师一个营担任黔西县城城防;以五师西进大定,十六师西进毕节;六军团直随五师、十六师活动。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建政、扩红,建立革命武装,打富济民,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四、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各级革命政权的建立

  根据黔西会议决议,2月6日,红二、六军团进军大定,国民党大定县长马仁生率保警队弃城逃跑,红军顺利进占大定。曾受地下党影响的进步人士彭新民在红军到来之前,组织顾炳清、王南轩、喻金廷等人动员群众迎接红军入城。他们找来曾幼斋、毛士英等知识分子,书写“欢迎红军人城”、“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大定民众拥护红军”等标语,制成100多面三角小旗,组织群众100多人到大定南门城外迎接红军。7日,军团领导任弼时等相继到达大定县城。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定城内孔庙召开,l000多群众参加会议,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在群众大会上,还成立了“大定拥红委员会”和“大定抗日救国委员会”,选举了彭新民任“拥红委员会”主任,顾炳清、喻金廷、贺德冒(贺云)等为委员,12日,成立了“大定抗日救国团”,由叶刚任团长。

  2月9日,在毕节地下党的策动下,地下党掌握的地方武装席大明,假装接受“招安”防堵红军,实则控制了毕节县城至头步桥一带的有利地形,暗中派人与红军接洽,假装接上火线,败退而撤,另一支进步武装周质夫部也积极配合地下党接应红军入城,毕节督察专员莫雄也“弃城而逃”,红军顺利进占毕节城。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往毕节。

  红二、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根据毕节地下党活动频繁、群众基础好的条件,很快建立了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宣传处、供给处和妇女委员会等机构。军团领导与地下党负责人商议,在百花山召开群众大会,选举苦大仇深的挑水夫朱绍清任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

  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红二、六军团成立了中共毕节临时区委(一说中心县委),由六军团群工部长李国斌任书记,毕节地下党员杨杰参加区委工作。临时区委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由六军团政治部选派一批党员充实各部。

  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黔西北大多数区、乡、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黔西北建立了滥泥沟、瓢儿井、响水、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堡等八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共建立了黔西的城西、城北、沙窝,大定的城东、城南、对江,毕节的鸭池、梨树坪,赫章的江南等95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

  五、根据地建设的革命实践活动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人员石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到县区乡张贴,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阐明了红二、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我红二、六军团为挽救中国之危亡,数年来与蒋介石进行不断地流血的艰辛的战争,此次转战数千里进人川滇黔边,担负着扩大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荣的神圣的责任,在川滇黔边创造抗日反蒋的苏维埃区域与扩大抗日的红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使之成为抗日反蒋的强固的根据地……”,“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解除民众痛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配合红军政治部及武工队,组织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社员、进步师生、爱国志士等深入城镇、乡村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组织并印发了《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等文告、传单,组织妇女为红军赶制军服,护理伤病员等。

  临时区委还与毕节地下党密切联系,互相配合,组织4个工作组分赴农村和城镇开展群众工作。

  红二、六军团进占毕节后,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统战工作。根据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施政方针:“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团结广大工农民众及一切爱国志士加人抗日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军”等,红二、六军团就以毕节地下党掌握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武装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部为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军团首长王震、夏曦等多次与贵州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毕节爱国人士周素园交谈,请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地下党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战任参谋长。周素园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受革命思想影响,不满国民党当局,拒绝国民党委以的要职,寓居家乡毕节。红军到毕节后,将周素园作为土豪劣绅打时,发现他家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且圈点阅读认真,引起了军团首长的注意,经过红军的工作,周素园毅然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和高度赞扬。

  黔西北地区除汉族外,世代居住着彝、苗、布依、回、白、侗族等少数民族,是多民族聚居地。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少数民族工作,红军按照党的政策,结合实际情况,专门印制了红军对苗族侗族的标语口号:“红军是扶助苗族侗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侗族的解放与自由!”“苗族侗族的民众只有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等共14条,在指战员之间和黔西北地区散发,广泛宣传党对黔西北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如红四师经过彝族聚居的大定黄家坝时规定:不准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过年期间群众家里的灰渣打扫后不许倒到屋外去;不在民族聚居的村寨里打土豪等等。

  红军还帮助生病的少数民族同胞治病,给少数民族群众挑水、打扫卫生等。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认识到红军与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国民党军队的确不一样。因此,当六师奉命在黄家坝阻击敌人时,彝族同胞帮助红军侦探敌情,为红军带路、当向导,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红二、六军团经过大定八堡六寨时,六军团政委王震派遣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友才(谢中光)率红军武工队深入到八堡六寨苗族聚居点开展工作。2月15日,谢友才和八堡六寨的苗族同胞李正芳、李德洪、李义舍、李义猫、李义竹、王义佳、马义梭、马义早、马小郎等来到毕节,王震在百花山福音堂接见他们并与他们促膝谈心。王震对苗家“柴火当棉袄,蕨根为粮草,松胶当灯照,赤脚当鞋跑”的苦难日子深表同情,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苗胞们讲解,红军是为普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谋幸福、求解放的队伍。苗族有土司,汉族有地主,虽然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是一家人,地主、土司老爷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号召全体干人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去斗争,只有推翻了骑在干人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司老爷们,干人才能过上好日子……王震还与苗胞代表合影留念。

  为达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壮大力量、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的目的,红军地方工作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毕节中心县委等组织数十支地方武装工作队深入各地城乡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开展工作,主要有:

  书写标语和张贴布告。红军一到黔西北,除印发《为抗日反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系统地阐明了红军的主张、性质、任务和红军与工农民众、爱国志士的关系外,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多次颁发布告,宣布施政方针,在城乡各地用石灰、红土、红纸书写、张贴标语、口号,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专制统治。标语和布告内容深入浅出,脍炙人口,如:“大家不要怕,跟着红军吃饱饭、穿暖衣、打天下”,“红军保护工商业、发展工商业”,“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平等相处”等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宣传。这是交通较为发达、群众居住较为集中地区的常用方式之一。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在大会上镇压反革命,分浮财,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组织文艺宣传队搭台唱歌演戏。除唱歌、快板、舞蹈等形式外,红军还常常上演活报剧,通过“小日本”、“蒋介石”、“红军战士”等不同角色的生动表演,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红军,参加游击队抗日救国的热情。

  红军官兵随时随地用朴素的话语、诚挚的感情,与贫苦人民谈心,宣讲革命道理,使贫苦百姓和红军结成了兄弟之情,许多人主动要求参加红军。

  除此而外,红军还特别注意了对绿林武装、少数民族人士、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及旧政权人员的宣传动员和改造工作。如毕节王张孙可成领导下的一股绿林武装在与红军接触后,深感红军的宗旨与自己打富济贫的目标一致,在红军营长陈华堂的帮助下,主动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改编,组建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后孙可成本人也随红军北上抗日。毕节豪沟游击队第4中队队长靳志同也是在红军浩大的声威及革命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带领自己的武装投奔游击队,接受改编的。

  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团结、帮助他们组建自己的武装参加革命的大业,是我党长征时期一贯的民族政策。在黔西北,著名的“苗民自卫队”和“八堡苗族独立团”,便是贯彻这一政策结下的丰硕之果。在红二、六军团首长特别是王震的亲切关怀下,在红九军团组建的苗民自卫队的基础上,王震多次派红军干部到八堡六寨开展工作,成立了“苗族独立团”,下辖六支苗族游击队;选举了自然领袖,苗民自卫队队长李绍北为团长,李正芳为副团长,各支队队长由各寨头领担任,军团领导任命谢中光为政委,拨给独立团枪支和数百元大洋作为经费。独立团成立后,很快发展壮大,出入八堡苗山,打土豪、分浮财,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影响很大。红军走后,独立团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解放后,王震多次委托谢中光到苗寨看望游击队员,带去关怀和问候。

  对于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红军加强了改造利用工作。如毕节层台人刘光汉,参加过北伐,曾在王家烈独立二团担任团长,后被遣散返家。红军到来后,经周素园介绍,红军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帮助,请他出面组建了100多人的游击大队并担任队长;毕节长春堡游击大队队长龙云祥,原在国民党25军王家烈部担任排长,在玉屏投诚红军,随军到毕节后,受红军委派,回乡组建游击队。

  在红军的广泛宣传动员下,黔西北儿女纷纷响应,“广大群众革命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汹涌”。许多苦大仇深的贫农骨干分子,为组建游击队四方奔走,在中央红军到过的地方,以及地下党活动频繁的地区,群众觉悟较高,许多人主动找到红军,要求红军帮助建立游击队。从红二、六军团进占黔大毕到撤离黔大毕,共组建游击团队近百支,其中毕节海子街等5 1支游击团队在解放后被组织部门考证落实认定。

  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红二、六军团赢得了时间,得以休养生息,补充给养,壮大了力量。扩红工作取得显着成绩,采取多种方式,吸收了5000多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在扩红工作中,黔西北儿女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出现了不少激动人心的场面。父送子、妻送夫、夫妻、父子、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并不鲜见。黔西沙窝游击队员先幺妹与丈夫王占荣双双参加红军,游击队员张银喜的父亲送子到部队;大定打鸡阆的胡油匠,将自己成年的4个儿子一起送到了部队;新开贫农张海清,带着其子一起参加红军;毕节何官屯游击队的钟克昌、钟克顺等叔侄三人争当红军。

  红二、六军团进占黔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使蒋介石慌了手脚。他不容这块重地被红军占领,于是,把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调到贵州,并于1936年1月28日亲往贵阳坐镇指挥。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5个纵队81个团直奔黔大毕地区,对黔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二、六军团为巩固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反“围剿”的斗争。

  枷担湾战斗

  1936年2月6日,红二、六军团进占黔西后,万耀煌纵队已占领打鼓新场,先头部队抵达三重堰。为了确保红色区域的安全,贺龙、萧克亲率红军主力四师、六师、十七师向三重堰方向迎敌。萧克率十七师到牛场拔(今定新乡)、贺龙率六师十八团到大协厂,一部到新田,四师回师沙窝到樱桃坪以北对敌伏击,但万耀煌仍在三重堰按兵不动。为寻机打击敌人,9日,萧克率十七师由牛场拔经大定县架木(今嗄木)迂回到敌军的两侧和背后,五十团一营在三重堰附近诱敌出击。先头部队在龙洞沟与三重堰出击之敌首先开战,敌凭借八角庙居高临下,进行火力封锁,为减少伤亡,红军便退到有利地形枷担湾阻击敌人。五十团一营在枷担湾南面安家大坪、高火崂、张二沟、象鼻岭一带修筑工事,架设电话,营部设在一碗井寨子里,凭高据险阻击敌人。12时许,万耀煌部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红十七团一营和十八团从新开田赶来参战,万耀煌又投人更多兵力,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一股敌人从渭河浅滩扑向高火崂红军阵地,一股从火金山、青杠寨扑向象鼻岭红军阵地,红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形成对峙。为了保存实力,在夜幕降临之后,红军边打边撤,迂回战斗,朝牛场拔、新开田、大协厂方向撤退。

  2月10日,萧克亲率红十七师占领打鼓新场,截断万耀煌与郝梦龄的联系,准备诱敌回打鼓新场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逐敌出三重堰,巩固黔大毕根据地。但是老奸巨猾的万耀煌仍盘踞在三重堰要地并加强工事,固守不动。红十七师诱敌未成,又要阻击从遵义来援之敌郝梦龄纵队,急需巩固阵地,扫清顽敌。打鼓新场守敌虽已被红军逐走,但附近的大岭坡上还有100余名盐防军据守在一座三层的大石碉内负隅顽抗。为了消灭敌人,红军选派了优秀射手封锁敌碉枪眼,战士匍匐前进。白天强攻未成,萧克决定晚上用火攻。但在萧克下山后,十七师师长吴正卿又亲率红军向敌攻击,结果吴正卿不幸牺牲,敌人乘黄昏时机从小道悄悄逃窜。红军占领打鼓新场后,万耀煌窥知红军主力不在黔西县城,于14日乘虚袭击了黔西县城,并把被红军阻于鸭池河东岸的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接应过河,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黄家坝阻击战

  2月18日清晨,红六师从县城出发,经公鸡山于下午4时赶到革左梁子街,此时,敌大部队未到,但已有先头部队到达革左梁子街。由于红四师曾经到过黄家坝,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红六师一到,当地群众纷纷向红军报告情况。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黄昏时分,红六师分三路向已先占黄家坝箐脚、青木树、以那架、新街等地的敌人五十四师、新八师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首先在箐脚打响,三路红军向敌人发起冲锋,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很快攻破敌军第一道防线。天黑之后,歼灭了箐脚、跑马坝的敌人,占领了跑马坝。午夜,敌军退到刺秋树,与援兵在刺秋树和火烟洞设立第二、三道防线,红军很快推进到刺秋树,对第二道防线发起猛烈攻击。为了诱惑敌人,红军在跑马坝、神道碑一带树上挂起了灯笼、手电筒,敌人集中火力向有光的地方射击,红军则兵分两路,左右包抄刺秋树的敌军阵地,把敌军阵地横切为两段。红军一个班冲进敌军阵地,敌机枪向红军猛射,战士们机智地一齐卧倒,敌团长认为红军已被打死,就率部冲出阵地,不料卧倒的战士突然一跃而起,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团长当场被打死,其余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当了俘虏,红军一举夺下了敌人的刺秋树阵地,突破敌人第二道防线。随后,红军在火烟洞一带与敌人周旋到凌晨4时,敌人不敢向前,红军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便有计划地撤离了战场。

  此次阻击战,红军大获全胜,重创了郝梦龄先头部队,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60余支,俘敌100余名。黄家坝阻击战的胜利,使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不敢轻易冒进,延缓了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的会合时间,为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主动。

  将军山战役

  2月中旬,蒋介石坐镇贵阳调集万耀煌、郝梦龄、郭汝栋、樊嵩甫、李觉五个纵队进犯黔大毕根据地。17日,万耀煌部进占黔西后又占领大定,向毕节进犯。是日萧克率领的十七师迅速从打鼓新场(金沙)撤离到大定六龙场,按指挥部指示,19日从六龙场向将军山进发,与先期到达将军山的十八师五十三团会合,展开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将军山位于大定县城西北,距县城10多华里,数十个巍峨的山峰由南向北,排列成一道天然屏障。主峰将军山位于群峰中部,海拔1900米,清毕公路沿将军山麓蜿蜒而上,是大定通往毕节的一道天然门户。将军山下的七家田,是一片开阔而低凹的丘陵地,四周群山环抱,森林密布,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19日上午,红十七师与十八师五十三团汇合后,敌“尖兵营”500多人向将军山开来。敌“尖兵营”是万耀煌从纵队十三师各团抽调的“尖兵”组成的,从遵义向黔、大、毕进犯时,“尖兵营”一直跑在前面。营长伍琮琦带领该部从大定大摇大摆地向将军山开来,萧克及十七师师长刘转连见状,迅速部署兵力,控制有利地形,10时许,敌“尖兵营”进到将军山脚谢家寨休息,萧克命令四十九团迅速迂回到敌人西侧,五十一团切断敌后路,五十团从正面迎敌。红军首先开火,敌人受到意外打击,惊慌失措,企图抢占谢家寨后面的高地杨梅坡,埋伏在杨梅坡上的五十一团,在团长贺庆积的指挥下,机枪、步枪一起向敌人开火,敌人留下一具具尸体,狼狈败退。稍后,敌人企图抢占另一高地松林坡,但五十一团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炮火将敌人压住,且迅速控制了松林坡。红军从杨梅坡和松林坡同时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招架不住,往雷打坡撤退,并拼死占领了雷打坡高地。此时埋伏于将军山一带高地的四十九团在师长刘转连的亲自指挥下,从雷打坡后侧一拥而上,向敌阵地发起猛攻,敌人又丢下几十具尸体,被压山脚下,雷打坡高地被四十九团夺回。接着,埋伏在小营坡、周家坡的红军一齐杀出,挡住了敌人的退路,敌军被包围在雷打坡脚的麻窝里,成了瓮中之鳖,被红军痛击,又死伤多人,少校营长任琮琦开枪自杀,副营长王福、政训员蔡国璋被擒。此次战斗历时一个半小时,歼灭敌号称“声威显赫、连克数城”的“尖兵营”7个连,俘敌300余名,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9挺。

  此次遭遇战后,萧克亲率十七师、十八师继续在将军山一带布防,在将军山东麓的张家坡、茶花林坡、兰花坡、海子坝、垭口等处构筑工事,阻击敌人。敌“尖兵营”被歼灭后,万耀煌纵队余部龟缩大定城,不敢再贸然向毕节进犯。直到25日,郝梦龄纵队进占锅厂,威胁将军山阵地之北侧,万耀煌也调动大定城内主力,向红军将军山阵地发起进攻。红军在萧克和十七师师长刘转连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阻止了敌军向毕节逼进。26日,万耀煌纵队又向将军山阵地发起进攻,红军按计划完成阻击任务,迅速撤离将军山阵地,向毕节撤退,退到响水河两岸后,在以堵垭口一带构筑工事。下午,敌军向响水河靠近,妄图把红军围歼在以堵田坝。红军发现敌人的行动后,萧克命令五十团迅速转移到古打,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青杠坡、谢家坟等有利地形,另一部分红军沿公路撤到高家垭口、傅家坡。此时,万耀煌纵队也抢占了古打寨子背后的营盘坡,响水之敌乘红军撤出以堵垭口之机,从正面攻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将敌阻滞于响水河东岸。红军据守到天黑,完成掩护任务后,迅速撤离,当晚,十七师、十八师全部转移到毕节梨树坪。

  将军山战役,从2月19日七家田遭遇“尖兵营”开始,红军与敌展开了大小10余次战斗,历时8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这是红二、六军团反“围剿”斗争中一次出色的战役,为阻止敌之急追、保卫毕节、从容转移赢得了时间。

  为弘扬红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定信念、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教育和鼓励全区人民牢记历史,继承红军光荣传统,为家乡建设艰苦奋斗,多创佳绩,1985年,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大方县人民政府在将军山战役主阵地将军山修建了“将军山之役”纪念碑,成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乌蒙回旋突围西进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根据地的革命活动。此时,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5个纵队81个团直赴黔大毕地区,对黔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二、六军团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形势急剧变化,红军于2月27日退出毕节,实行战略转移,准备从赫章、威宁、过云南北上。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地域与敌人展开周旋,历时23天,终于摆脱敌人,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

  莽莽乌蒙,乃贵州高原之“屋脊”,地域广袤,是滇东北走廊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红军的到来,川滇黔三省军阀之间各有各的打算,云南省主席龙云害怕红军进入云南,又怕蒋介石再用“假途灭虢”的故伎,使自己落得黔军王家烈的下场,所以他把孙渡纵队全部放在威宁、昭通一线堵防,企图与追击红军的蒋军形成夹击之势,逼使红军北走四川。四川军阀亦害怕红军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杨森和李家钰等部数十个团赶到沿江地域防堵。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因有蒋介石的督战,沿毕威大道及两侧平行向威宁方向进逼,李觉纵队沿织金,郭汝栋纵队从大定向水城、威宁截击;顾祝同则想利用川军、滇军的防堵之势,以重兵从东西两侧压逼,企图把红军消灭在金沙江以东的川滇黔边境。

  3月2日,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在赫章的野马川召开会议。会议在野马川中街大地主刘义苍家二楼进行,参加会议的有红二、六军团首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兵力部署、乌蒙山区的气候、群众思想基础等情况,研究了乌蒙山回旋战的具体措施,拟定以赫章为中心,在威宁、赫章、镇雄、彝良、昭通一带与敌周旋,选择有利战机和地点歼灭敌人,向滇东转移。鉴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已于2月29日在毕节杨家湾与赫章江南屯交界的七星关牺牲,会议决定任命张子意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为政治部副主任。

  根据野马川会议的决定,3月3日至4日,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妈姑和水塘地区集结,红军小部分从临近妈姑的板底分三路包抄伪区长、土霸文正朝的老巢——结里新房子,伺机试探驻防威宁的孙渡纵队的动向。5日,进入结里的红军又返回妈姑,随主力部队向可乐方向前进。6日,红二军团分两路向毛栗寨、色甫至以则河以北的云南寸田坝行进,红六军团到达可乐。7日,红二军团在寸田坝休息,红六军团经倮依、以则河、板底至云南奎香。敌樊嵩甫纵队紧追不舍,红二、六军团遂将主力从奎香、寸田坝调回到法冲、以则河一带伏击樊嵩甫纵队二十八师,史称以则河战斗。

  按照部署,红二军团四师和六军团十六、十七两个师担负伏击樊部二十八师的主要任务,红六军团五师到以则河东北地区游击,钳制国民党二十八师东侧之七十九师。8日清晨,红军各部队进入指定伏击位置,国民党二十八师由可乐沿红六军团行进路线分两路向奎香、寸田坝追击,先头部队一个步兵连出倮依,沿以则河谷向法冲搜索前进,一个骑兵连从以则河右侧出毛栗寨经苗营、垭口向法冲侦察前进。8时许,敌骑兵连进入红四师伏击圈,樊纵两个步兵连进到以则河村与红十七师伏兵相遇,战斗打响。红十六师、十七师伏击部队一起向敌先头部队开火,红四师听见以则河战斗打响,立即从毛辣子山、法卡坡冲下峡谷,与敌骑兵连展开战斗,将骑兵连一半击毙,一半活捉。红六军团跟进部队,一部分由等磨梁子,沿以则河两岸山脊,经铜厂沟迅速占领飞来石北端高地,阻敌增援。红四师在吃掉骑兵连后,以一部经颜家塘,向苗营、垭口前进,从左侧配合追歼逃敌。樊嵩甫得知其二十八师在以则河遭红军伏击,便令七十九师派一个旅由东北方向策应二十八师。红六军团正面进攻的部队从者环山打上苗营梁子,紧追樊纵二十八师步兵连,敌七十九师与二十八师步兵连汇合后,便在苗营、垭口构筑工事阻击红军,红四师由左侧攻击苗营、垭口,红六军团一部乘势两面夹击敌军,歼敌30余名,抢占了苗营、垭口,敌二十八师步兵连残部逃向赵家梁子与增援部队会合,对红军实施阻击。双方形成对峙,数小时后,红军分三路向赵家梁子进攻,红四师从左右两路包抄,一部从蒋家河坝正面强攻。经过激烈争夺,红军攻占赵家梁子,毙敌30余名,残敌向法拉窝方向溃逃。

  以则河战斗,红军打死打伤敌军近百名,俘敌200余名,缴获长短枪100余支。

  3月8日,红军在以则河首战告捷后,从奎香、寸田坝向镇雄方向转移。9日下午,蒋介石电令孙渡:“悉率所部向彝良奎香方向寻匪截击”,叫嚣要把红军聚歼于金沙江右岸。云南龙云向杨森建议,留盐津一面,以免“再折黔北”,防红军东进。然出敌之所料,红军于10日进入更加艰苦而又较为安全的赫章、镇雄边境。当红军行进到镇雄西南时,郝梦龄纵队已先进入镇雄,万耀煌纵队九十九师、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均到达镇雄。11日,万耀煌部十三师先头部队到达桃园,红军从抓获的敌逃兵口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十三师将从赫章途经哲庄坝开赴镇雄。军团指挥部决定,派红四师、五师、六师先期到达三锅庄、哲庄坝、黄家营盘、吊动坡、桃园大垭口一带伏击敌人。12日,万耀煌亲率十三师耀武扬威地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在桃园大垭口和哲庄坝将敌从中截断分割包围,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一天的激战,歼敌10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500余支,万耀煌惊魂落魄溃逃。红五师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在战斗中负伤。

  虽然以则河战斗、哲庄坝伏击战都取得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未能突出敌人包围,只得返回以萨沟一带,伺机突围。红军灵活机动,巧妙穿插,在方圆百里的地带与敌周旋,到3月15日,基本上摆脱了大批敌军的包围。

  乌蒙山区山高林密,坡陡谷深,荆棘遍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虽然便于隐蔽,但也给红军的跋涉转移增添了许多艰辛,且部队给养非常困难。红军经常在断水缺粮中行军作战,加之气候恶劣,天寒地冻,不便快速前进。为摆脱险境,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16日,红二军团由可乐、葛布起程,四师经开戛涉辅处过河到兴隆厂、天生桥,六师进到辅处河两岸向得胜坡方向急进,红六军团由平地营、安乐溪出发,再经以则河,第三次进入奎香。

  3月l 8日,红二军团直属队由得胜坡经白沙、高峰、叫口子、马脖子进入黑石头的河坝宿营,四师进入居乐,五师进入哈喇河,六师进入黑石头东部。红六军团由奎香进入洛泽河两岸,经龙街进入四方井、初都岩一带宿营。19日,红二军团分别经冲子河、蜜蜂、二田坝、戛利进入麻乍,20日经老鸦营过马摆河进入云南宣威的得宜、新乐、倘塘。红六军团分别由驻地经赊基姑、仙马、高桥、新田、番聋、炉堆子进入得胜坡、野鸡河一带,20日进入岔河、贝古、韭菜冲,21日进入倘塘。红二、六军团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与英勇奋战,巧妙地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了非常险恶的时期,直趋滇东,胜利渡过金沙江,踏上继续北上抗日的征程。

  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后,留在川滇黔边区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三支队、贵州游击支队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周旋,在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坚持斗争。

  (毕节市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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