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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99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You are my angel(2011/11/24 22:33:24) 最新编辑:You are my angel(2011/11/24 22:33:24)
红崖天书
拼音:Hóngyá Tiānshū

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原名“红岩碑”,是深藏贵州省安顺市的一处神秘景观,位于黄果树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位于贵州省西南部,距省会贵阳市128公里,距西部旅游中心城市安顺市区45公里,有滇黔铁路、株六复线铁路、黄果树机场、320国道、贵(阳)黄(果树)高等级公路贯通全境,新建的清(镇)黄(果树)高速路直达景区。

  红崖天书是深藏贵州腹地的一处神秘景观,数百年来,经历代学者先贤孜孜不倦不断探索,山岩上那些仿佛文字的古怪符号,蕴藏着无穷怪异,穿越时空的非凡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格外重视。

  红色岩壁上那些赫红色的神秘符号,非雕非凿,了无刻痕,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却能依然如故,色泽似新。 这种呈现眼前不难察觉的神秘,更能激发人类去探索红崖天书那扑朔迷离的内涵。

概况


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发现至今已有数百年,这些似画如字的古怪符号,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史家,学者隐贤。虽有对天书的破解。可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天书还是让人难识的秘文。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拓取红崖碑文。从永宁州衙到红崖山八十余里,涂知州当然不会亲临拓贴,按官场惯例,上命下达,将拓取碑文的任务下达团练罗光堂办理。罗首领审岩度势,立即下达桐油石灰胶塑法的命令。用新鲜可塑性极强的桐油石灰,将天书字体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后,其硬度不亚坚石,然后进行正常的捶拓工艺,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务。

  此举虽善,可惜是杀鸡取卵,不久引起了乡伸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涂步衢身为知州,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直到六十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

  从此,天书的面目即为翟鸿锡本所示,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僚成为了千夫唾弃的罪人。尽管如此,清未还是有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这位徐提督实乃一位讨厌的古迹破坏者,在筑地名胜风景区,仙人洞的山壁上,还有其题咏景物的石刻诗。(也有专家认为草书“虎”字,乃周达武所为。)

  天书研究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是明朝嘉靖举人邵元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的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藏,或以送礼;第三次高潮是近十年的事了,其间更多的学者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对天书作出解释。

  有学者认为:“天书中的年号‘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乱的后一年。建文出逃时,有众多亲信随行,但在流亡的过程中分散。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必经之路。在此留下天书,其目的在于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 并把“天书”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火+文)(御制)。

  又有学者认为,红崖天书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古代的云贵、广西多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系起来也似乎合情合理。 红崖天书可能与壁画有一定的关系。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都有一些壁画。壁画的内容是用来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

  对于红岩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旅游者可以在朦胧的各类传说中去感受千古之谜的魅力。

红崖天书独特的地理位置


红崖天书地理位置独特
 红崖天书地理位置独特
  红崖天书壮观奇丽,扑朔迷离,期待着人们去探索、去解开这个迷。

  这里的"红崖"是指红崖山,亦红崖天书所在地。

  红崖天书在贵州省关岭县境内的红崖山上。发现至今有多种称呼,如"红崖碑"、"诸葛公碑"等,其法定名称则为"红崖古迹"。

  关岭县固境内的关索岭得名,位于红水河上游的盘江流域,这是一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

  关索岭是乌蒙山的支脉,得名于蜀汉丞相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关索者,则为汉寿亭侯关羽之子,关兴之误。关兴南征时被土著人称为关帅,古语云"帅"与"率"通,后讹"率"为"索"。此说当否,请见清.田雯著的《黔书.关索岭》。关索岭地势险峻,逶迤为主,是古代兵家必争地,康熙大帝称其为"滇黔锁钥",并题匾挂在古驿道帝的御书楼上。

  这个地区在远古时期已有灿烂文明,三代已前曾与中原皇室通婚,成为炎帝的传嗣后妃。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立立。"这里的"赤水"即为红水河流域的赤水部落。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赤水出于东南隅,以行东北,西南流入大海"。此乃当今的珠江上游。又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南海之中有三已天之山,赤水穷马。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同所葬也"。文中赤水的位置,非红水河莫属。

  由此可知,学经有过灿烂文明的赤水流域,确实是一快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红崖天书在此出现应该具有深度远古的历史底蕴。关岭地区在尧舜时代为梁州黑水之滨,商周时期应为鬼方之属,春秋则为爿羊柯古国,夜郎故都,秦汉以降,羁糜中原,宾叛不一,明朝贵州建省后,称为永宁。

  这块古老的土地,其地貌以湍流、峡谷、峭壁、瀑布著称。这里山势雄伟、瀑流成群,与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联成了世所罕见的瀑流群。其中气势壮观的七级飞瀑,总落差四百余米。瀑流从直插云天的龙岩双峰峡口,排空驭气而下,自西向东,横切山脉七级千米长瀑,如银龙下窜,又似天山雪崩,使人叹为观止。这就是红崖山所在的坝陵峡谷。红崖山就在坝陵河谷东岸耸立。据《永宁州志》载:"诸葛碑在红崖晒甲山悬崖上"。

  红崖山又称晒甲山。据传,当年蜀军与孟获交战,三变坝陵河败退红崖山,安营之后卸甲晾晒山坡上,故此,红崖山又称晒甲山。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历史的附会,不过,在坝陵桥以西的古驿道上,至今仍有不少关于蜀汉南征的历史地名,诸如孔明塘、关索洞、马创井、孟获屯、诸葛营、哑泉等,就是一幅以《三国演义》为故事的军事画卷。

  据《贵州图经》载:"红崖山在州西北八十令,悬崖绝壑,壁立万仞,惟东面可登。顶上有韭、薤、桃、李蔬果,但可取食,欲持归则迷失其道。若有鬼神阴护之者。山畔有洞,宽广若堂,深数十丈,其中有杉木五片,不知何时所贮,其色如新。洞前有石人石马各一。近山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之声,或崖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厉。世传为诸葛训侯驻兵息鼓之所。彝人每年一祭,祭则岁稔人?又据《贵州通志》载:"红崖山下有亭,明万历年间犹存"。

  红崖天书虽然隶属关岭县,其实距离黄果树瀑布,仅数里路。如若驱车前往,只几分钟路程。如从山下的滇黔公路停车,翻过一处山隘即可遥望红崖古迹了。

  山上是一壁灼灼似火的州霞奇崖,宽约百米,高则三十余米,颇具浑宏的气势,远处望去确象一壁烛天的赤城,在万山的丛绿中更加醒目。在这壁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米的峭崖上,有若干形如钟鼎古榴的符号,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使人顿感古趣盎然,仿佛时空坠入了远古的过去。这就是千古谜的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似画如字。字画混体,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雕非凿,如篆如隶,笔势古朴,结构奇特,虽然排列无序,却也错落有致,仿佛上古书家谋章布局,大有"上侪禹碑,下陋秦石"的"磅礴之气"。

  红崖天书仅数十字,经历代学者考订,虽然各说其是难以一统,却使人从纷繁精彩的各家之说中,通览了一本无形的黔中通史,其上古部份,远远突破了太史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架构,甚至使人联想起南方古?quot;三星堆文化"及"河姆渡文化",不禁兴致盎然,情趣无限。

  红崖天书就存在于这种地理奇特,人文纷繁的历史氛围中,当然更加诡谲神秘。不过,天书的发现却是充满了浪漫的文采,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崖天书的诗歌情结


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的发现并非地理学家或探险者,却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古代诗人。

  明代嘉靖年间的黔籍文邵元善,游山玩水之余写了一首《红崖诗》,由此千古之谜的天书从平平淡淡中脱颖而出,史学考据家则将红崖天书从历史的沉淀中推向社会。   

  《红崖诗》云: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   

  这首作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的红崖诗,辑于《黔诗纪略》中,是红崖天书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诗人形象地叙述了红崖天书的概况及书形,并以《华阳国志》为据,运用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将天书及蜀汉诸葛南征,教夷人图谱相联系,认为天书的内容即此。由此而始,从明至清数万年,皆认为红崖天书乃诸葛公碑。清朝初年,田雯著的《黔书.碑》中,称"黔永宁有诸葛公碑"。这种先入为主之见,一直持续到清代的道光、威丰年间。当时文人似乎对古迹发现的"初始权"十分敬重,不敢轻易违背"祖宗遗训"。道光年间关岭进士杨茂材对红崖为"诸葛公碑"的说法,仍旧情有独钟,写下了《红崖诸葛碑》诗:晒甲晴霞共石壁,上有凤鸾飘泊迹,州忱淋漓血凝碧。梯云耕拭重摩挲,骇疑篆隶惊蚪蝌,风雨不衰神灵呵。

  从邵元善的《红崖诗》到《红崖诸葛碑》已经三百多年,天书依然故残,"风雨不衰",当然应功于神灵的暗中呵护,这更增加了天书固有的神秘色彩。有久后,又有诗人黄培杰写出了同名的诗文:八里桥东山岌岌,跨汉摩霄悬登级。上有红崖诸葛碑,恍若赤城天际立。这是一首遥观红崖天书的诗作,写出了天书所在红崖"恍若赤城"耸立云天的壮观景色。就在众口一词,高谈阔论天书即为诸葛碑的大合唱中,一位名叫郑宣辉的诗人对此提出了大胆否定,他在七律《红崖碑》中写道:谁人岩畔写真形,篆留书成勒鼎铭。疑说武侯宣秘籍,应教钝汉傲图经。这种否定,是学术研讨中发展的必然,"诸葛公碑"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仅仅建立在蜀汉南征的大历史框架下,很难使人折服。同时,清朝道咸以降,考据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古迹文物的考订已从简单的书证向考古实物方面发展,迎来了中国考据学方面的一次高潮。那种在史学界蔚然成风的考据学,被运用到红崖天书破译上来,使得伏案故纸堆中的考订增添了结合实践的活力。尤其是当代的文人,多喜运用诗歌来展现自己在考据学方面的功力,由此使得严谨刻板的史学,又多有了几分轻松潇酒的兰术韵味,儒士风度。

  在此期间,湘籍学者邹汉勋先生首提异议,认为红崖天书的内容"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同时,邹先生将天书之文训释为二十五字,并破译其意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东还经卤,这里的郡长都归顺了。殷高宗又分兵东进义播,南去自由(指缅旬)"。再者又从金石学角度指出,红崖天书"结体之古茂,文义之雅奥,非尚质之世,断不能为。""观其磅礴之气,盎已上侪禹碑,下陋秦石。"此论赢得了金石学家潘祖荫,汉学家祁隽藻的赞许。尽管如此,诗人郑宣辉并不认同,以为:红崖果否是殷碑?考据无从应阙疑。风雨飘摇灵迹在,南荒片石竟称奇。诗人亦从考据学观点出发,认为实据缺疑,难以定论,尚须留待继续查考。不久,又出现了莫龙芝先生的"三危禹迹"说,认为红崖天书是大禹引黑水入三危归南海留下的纪功遗迹,世?quot;三危禹碑",认为"可与衡岳禹碑,太学石鼓鼎足而三,横绝古今(翟鸿锡语)"。

  至此,红崖天书名声大振,远播海外,使不少外国学者加入了红崖天书探察行列。

  清光绪末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鸟居龙藏不远万里来黔考察,并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国内,藏在帝国大学及古寺中,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轰动,帝国大学图书馆前车马云集,参观者摩肩接踵,都想一睹东方神秘为快。从此,红崖天书的研解破译掀起了高潮,许多皓首穷经的学者,漫游学海书山,从故纸堆中,金石学坛不断探究天书的千古之谜。清人庄善对"殷碑"、"禹碑"之说都未敢苟同,将天书形成的时期,推向三代之前的洪荒年代,不禁使人想起了贵州上古时期的赤水古国。

  庄善诗云:是孰红崖字间奇,为殷为汉尚猜疑。何因禹迹穷梁迹,晒甲于就竟属谁?天书的文学,无论是尧舜殷周,还是秦汉宋明;无论古文驯释,还是秘符破解,大多数学者都在仑颉夫子所造的汉字中遨游,认定天书非汉文字莫属。其实这种自负的结果,除了固李自封,裹足不前外,无法开展破解天书的主体思维。清代学者赵之谦,根据关岭地区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天书文字是"苗民古语"新颖看法。当然,这里?quot;苗民"工字,泛指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天书"非篆非隶非八分,不仅非后汉文学,并非汉族文字"。《贵州通史.金石志》亦云:"字势颇类蘩文"。"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

  《贵州通史.金石志》不仅认为是"苗民古书",而且更具体指出万彝族古文,难怪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姚茫艾对此寄托了无限希望。诗云:何时济火碑重出,汉刻非遥或可搜?诗中"济火"者,乃助蜀汉诸葛南征的彝族首领,当今贵州境内彝族的始祖。数年前,贵州大方县出土了《济火纪功碑》,碑中书刻乃原始变异的古彝文。这块古彝文纪功碑的出土,为破解千古之谜的红崖天书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可惜今天史学界对此碑产生的年代仍然争论不休。证物尚且阙疑,又怎能以此为准破解天书呢?希望在杳茫中,只好留待有缘了!

  尽管如此,近年仍有彝文学者,力排众议,提出了红崖天书乃"原始彝文"说,并破解"天书"内容如下:"陋、侯驻兵地,出兵打古糯(即贵阳),兵多如松、且猛勇,掳获了很多妇女和羊群。联合德余部族,攻打南边的濮人城池,占领濮人的地方。住在各地的彝人汉人,互相尊重,权利一样平等,共在崖下打牛做斋,很多男女青年,在崖下静听讲述战争的胜利,招待前来庆祝的客人。"

  "原始彝文"非专业者莫识,因此少有知音,更难得到专家认同,结局当然是束之交阁,不过译释文字中却透出了远古蛮荒之地的原始气息,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是罪过,而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虽然难免有暴戾行为,它却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因此首领没有居功的霸气,到体现了边疆居民和平共处的热烈庆祝场面。

  这种"苗民古文"说,在关岭地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爿羊柯部落的首领吉火,献宝中原归来,带着纣王的赏赐行至红崖山,突然发现远处的家乡已被外族入侵,山寨陷入一遍火海中。于是将国王赏赐的金银埋藏,在红崖上留下藏宝秘密后,下山投入战斗。因此,本地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红崖对白崖,金银十八抬,谁要识得破,雷打崖去抬秤来!

  民谣中"红崖",指红崖山,"白崖"指境内花江峡谷的白马崖,并传说在坝陵河谷中有处叫"雷打崖"的洞中,有一杆很大的秤,谁要能识踊天书,即可获得十八担金银的奖励。这里的"十八抬"并非具体的度量,而是表示"很多、很多"。

  民谣以朴素的悬赏方式,渲染了天书的神秘,这当然也是当前悬赏百万,破译天书的先声。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西方的科学思想渐渐传入老大的中华帝国。因此天书的探秘破解不知不觉溶入了先进的科学思想,完全摒弃了怪异的文字之说,认为红崖天书仅仅只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红崖上那些古怪而奇特的符号,只是岩石中珠砂、水银之类矿物所显示?。由此结论,"可为古迹,但不得为书迹"。这也是"红崖古迹"法定称谓的由来。此论由精于文字声韵之学的姚华先生提出,并写下了《红崖古迹》诗一首:留节洞传石乳凝 ,字如蝌蚪谁能识?仙石几处纷难数,大篆遗文此开称。 金铁中含形外著,州青文炳气潜蒸。山川盘郁多奇石,甫辟黔荒意结绳。

  红崖天书千古迷,无论是禹迹殷碑说,还是苗文诸葛说,都肯定了红崖天书的人文历史价值,将天书的内容当成了一段轶事,一曲古歌,一部史迹,一种传说。这些轶事,古歌,史迹,传说虽然都未赢得专家的首肯,却也不失为一家之说,是孜孜求解的人们在正二八经地做学学问,可是有位清代的诗人,却认为红崖天书是一位"好事者"的恶作剧,姑且称之为"好事者为之"说吧。这位名叫张文焕的学者,写了首一首<红崖碑歌>:莽莽榛棘中,多年无人识,好事者为之,仿佛意窥测。殷宗纪功阙,汉相名其德。考据疑应阙。诗人认为,有关汉文字的考据都值得商榷,因为红崖天书是"好事者"的杰作。虽然"好事者"作为概念是十分模糊的,但是人们却喜欢去探究"好事者"到底是谁?显然难有结果。不过,这种"好事者为之"说倒给天书破解的第二次浪潮带来了纷繁离奇的内容,甚至给酷爱自然的人们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及的惊喜,使天书的破解给天书的神秘音符带来了全新的诠释。扩充了天书解根的象限,使天书的通俗化破解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一道专家学者尚且搔耳抓腮 的千古之谜,亦拥有了万头攒动的芸芸众生介入,有识都无不赞叹,天书之谜,破解有日!

红崖天书的历史

红崖天书捶拓事件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拓取红崖碑文。从永宁州衙到红崖山八十余里,涂知州当然不会亲临拓贴,按官场惯例,上命下达,将拓取碑文的任务下达团练罗光堂办理。这位土著的民团首领,倒颇有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的气概,带领人马上山,准备雷厉风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可是到达天书崖前方知此行任务非同寻常。何故?天书虽然称之为碑,可惜非镌非刻,了无雕凿之痕,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团练虽为武官,罗首领倒还有几分儒将风度。审岩度势,立即下达桐油石灰胶塑法的命令。用新鲜可塑性极强的桐油石灰,将天书字体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后,其硬度不亚坚石,然后进行正常的捶拓工艺,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务。此举虽善,可惜是杀鸡取卵,不久引起了乡伸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涂步衢身为知州,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直到六十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

  从此,天书的面目即为翟鸿锡本所示,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僚成为了千夫唾弃的罪人。尽管如此,清未还是有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这位徐提督实乃一位讨厌的古迹破坏者,在筑地名胜风景区,仙人洞的山壁上,还有其题咏景物的石刻诗。(有专家认为草书"虎"字,乃周达武所为,权当一说吧。)

  自从红崖天书捶拓事件发生后,世传的红崖天书摹刻本就被分为古来、今本两类:

  古本六种:

  1、咸丰之年吴振或<摹刻红崖字>缩刻本;

  2、吕伶孙缩刻张春潭本;

  3、吕伶孙缩刻吴寅邦本;

  4、邹汉勋<安顺府志>缩刻本;

  5、刘心源奇觚宝石文缩刻本;

  6、姚华莲花庵藏本。

  今本五种 :

  1、瞿鸿锡摹刻本;

  2、北京藏书家鸿志清藏拓本;

  3、赵云谦黔中枣木刻本;

  4、法人雷柏茹在镇宁高校大厅所见刻本;

  5、任可澄藏监拓本。

  古本中以吴振或,吕伶孙缩刻的张春潭本,吴寅邦本为代表,今本以瞿鸿锡本最接近红崖天书现状。其中吴振或的<摹刻红崖字>计有三十多字,张春潭字数最多约四十余字;吴寅邦本有三十四字。瞿鸿锡本仅有十九字。

  千古之谜的天书由古今本的差异,刻拓时间的早晚,自然形成了一题多解的数学模式,这倒丰富了大千世界的生活内涵,造成了形形色色的仁智之见。教授可以皓首究经,在故低堆里探求深奥的解答;意在山水之间的醉翁可以沉浸在<山海经>描绘的混沌新开的世界里,去暇想史前的奇迹;豪气于云的旅游者可以在朦胧的各类传说中去寻求出世重宝,或者了本盖武功的秘籍,年轻的探险者当然希望能发现外星人的不明飞物,如果运气不错,说不定还会产生"第二类接触"。

  千古之谜本来就是色彩缤纷的梦幻,千万不可用单调的笔触去涂抹多彩的世界,焚琴煮鹤实在使人遗憾。

  人间万象皆生一念之间,色空总是在无情地转换,为美好的世界增添欢愉的色彩,尽管着想,那也是人们值得敬重的"贪念"。让红崖天书解根无穷,布衣平民都应该拥有天书的自我答案。让沉思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在知识的兰天上。

  林国恩全新诠释:

  在前不久贵州省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诠释。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林国恩对这一千古之谜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像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说服力。

  “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

  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一片奇特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非凿非刻,似篆非篆,神秘莫测。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甚至有人推测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

  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他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由于他是造船工程师,造船厂综合性、系统工程学对他具有深刻影响,也为他破译“天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近9年来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去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红崖天书悬疑五百年


  红崖古迹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关于这部神秘天书,自明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破译热潮,成为名噪中外独具魅力的“红崖文化”现象……

  最早的文献记载
  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断桥乡龙爪村东南的晒甲山西侧岩壁上,有一块长约100米、高3米的土红色的石壁,上面分布有20余个非镌非刻、非阴非阳、似隶非隶、似篆非篆、形若古文的符号,字迹红艳似火,虬结怪诞,这就是被世人称为绝世之谜的“红崖天书”。自明朝弘治初年被发现以来,迄今500年来尚无一人能够真正地破译,有研究者认为,“红崖天书”的神秘性完全不亚于古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纳期卡地画、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

  500年来,虽然不乏有数代海内外专家的破译之说,可是真正具有说服力,并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却至今没有出现。最早的文字记载“红崖天书”也被人们称为红岩碑,而晒甲山也常被人们称之为红岩山。

  最早关于“红崖天书”及红岩山的文字记载是在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前后,在《贵州图经新志》中,开始有了关于红岩山的初步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近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撰写的《黔记》有“永宁有诸葛碑”的文字。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写的一首《咏红岩》诗,诗曰:“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黔诗纪略》卷八)

  关于红崖天书的记载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些著述里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红岩山,他们大多只是说到岩上红光如火,并没有说到这似火的红岩究竟是什么东西,而真正涉及到红崖天书的则只有邵元善的《咏红岩》,这成了红崖天书的最早文献。他的诗不但已经开始提及到“红崖天书”的形貌,而且还有了红崖天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破译说,他认为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与夷人诅盟的图谱”。也就正是自邵元善开始,人们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一次破译高潮。紧接着,随着年代的推进,人们又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破译高潮。

  三次破译高潮与15种破译说
  第二次破译高潮兴起于清道光、光绪年间,这次破译高潮则呈现出一种风起云涌之势。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猎奇热,于是,“红崖天书”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人们经常性的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当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附庸风雅而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 “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红崖天书”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害。

  清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来到晒甲山观摩时,也是满脑子的迷惘。在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时,竟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间,“洪都观经,可云盛也。”这期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的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第三次破译高潮大概兴于近10年。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学者、专家、大学生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

  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他对 “红崖天书”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了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他的译文是这样的:“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1999年12月8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了这则来自新华社贵阳的专电。

  林国恩的破译说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赞同,因为“靖难之役”后,据有关史料记载,建文帝的确逃遁到了贵州某地出家隐居以避灾难,从而使得他的说法在一定的时期里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2002年3月,南京的一位刘姓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与林国恩的说法有异常的相似,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作文字来理解罢了。 “红崖天书”的破译说随时都有,然而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种说法得到真正的认可。

  有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在《贵州文史丛刊》上著文指出,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因为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东面的歇湖区,在远古时期,大量溶于水的或被水冲来的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大量沉淀于湖底,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高温常压、风化、生物和某种火山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自从“红崖天书”被发现以来,在三次破译高潮中,总共得出了五类四十说之多的破译:文字类、图谱类、天然岩石花纹类、符类、神秘天书类。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

  谁能揭开绝世之谜

  在晒甲山附近的断桥乡龙爪村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这首民谣暗含的意思是这样的:晒甲山的红岩对面有一堵白岩,红岩里面藏着十八抬金银,而对面的白岩里则藏着一把大秤,倘若有谁能够识破这“红崖天书”,那红岩(即“天书”的背后)就会自动地洞开,就可以去对面的白岩里取出那把足够称量红岩里那十八抬金银的大秤来了。这民谣虽然有些玄虚,可它却似乎又暗含着某种颇有意味的东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真正地识破“天书”,并得到那十八抬金银。“天书”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就像古代的玛雅文字一样,让人破费心机却终不得解。这“红崖天书”难道真的就成了永恒的不解之谜了吗?

  有记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贵州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宋世坤,宋世坤认为到目前为止贵州考古界没有任何专家针对“天书”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性的文章。没有古文献作参考,那些符号太玄了,根本就无法辨认。并且,他还推测,“天书”的书写时间不可能“太早”,与诸葛亮南征之说也无法扯上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也曾对媒体这样表示:“对于红崖天书,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由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他还说了这样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哪一种说法都能说!”其言外之意也很明显。据说曾经破译过甲骨文的考古学家郭沫若也曾对“红崖天书”颇感兴趣,通过研究后,也未得到结果。

  莫非,这“红崖天书”真的从此就成了不解之谜了?

红崖天书各种学说


  天书解密——诸葛亮写红崖说

红崖天书认识一个历史之谜
红崖天书认识一个历史之谜
  红崖天书所处的地区名叫关岭,相传这个地方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的宿营地,至今这里还有着许多当年诸葛亮部队在此屯兵打仗的遗迹。

  那么,晒甲山上的红崖天书会不会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有关呢?晒甲山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红岩山,现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红岩山上藏有红崖天书的文字记载,最早是源自地方志《黔语》里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名叫邵元善,是一位在当地作过官的举人。

  据历史记载,邵元善贵州盘县人,进京做官安顺市必经之路,在贵州生活多年必然也会听到诸葛亮的一些事迹,在看到红崖天书后必然也做过一些考证,这个地区名叫关岭当地就有关羽的儿子在此地大战魏兵的故事。安顺早年间被称为滇之喉,黔之腹,可想而知在诸葛亮时代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晒甲山上的红崖天书都是一些奇特符号,它们大小不一,每个符号好像都是随意摆放,之间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诗的描述中提到,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亮与当地少数民族结盟纪念的一种图谱,这种把红崖天书说成是与诸葛亮有关的说法,在明代以后很多地方志中都有过描述,因此有人又把红崖天书称做诸葛碑。

  “当时比较盛传的就是在公元225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时候,跟孟获的后代在这儿把彝族的各个部落、支系召集起来,搞了一个彝汉结盟修好碑,共同讨伐外敌。”贵州省安顺市文物研究所所长李业成解释说。

  天书解密——藏宝说

  天书的文学,无论是尧舜殷周,还是秦汉宋明;无论古文驯释,还是秘符破解,大多数学者都在仑颉夫子所造的汉字中遨游,认定天书非汉文字莫属。其实这种自负的结果,除了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外,无法开展破解天书的主体思维。清代学者赵之谦,根据关岭地区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天书文字是苗民古语新颖看法。当然,这里苗民工字,泛指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天书非篆非隶非八分,不仅非后汉文学,并非汉族文字。《贵州通史.金石志》亦云:字势颇类蘩文。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

  天书,以便事后取回重宝。以此立论,破解天书,不仅趣,还有意料之处的探宝奖赏,当然可以使人乐此不疲。据传有位北方来的探宝者,对此深信不疑,对藏宝地点都有了眉目,曾扬言将掘宝所得的一半,捐赠希望工程。在这里,应该祝愿那位执着的探险家心想事成,如愿以偿。不过尚须提醒;据传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吴三桂的红颜知已陈圆圆率领全家隐居贵州岑巩县的龙鳌河畔,是否有伺机取宝之嫌呢?探宝者如若寻宝落空,不应气馁,事出有因啊!

  那么由于天书的记载早于吴三桂的时间,说明这一种说法也是可疑的。

  天书解密——殷高宗伐鬼方记功之石说

  红崖天书发现至今已有数百年,这些似画如字的古怪符号,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史家,学者隐贤。虽有对天书的破解。可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天书还是让人难识的秘文。尽管如此,若能将破解之意置之脑后,以一颗平常心去侃谈天书,倒可以天阔地宽,自得其乐。

  湘籍学者邹汉勋先生首提异议,认为红崖天书的内容“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同时,邹先生将天书之文训释为二十五字,并破译其意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东还经卤,这里的郡长都归顺了。殷高宗又分兵东进义播,南去自由(指缅旬)。再者又从金石学角度指出,红崖天书结体之古茂,文义之雅奥,非尚质之世,断不能为。观其磅礴之气,盎已上侪禹碑,下陋秦石。此论赢得了金石学家潘祖荫,汉学家祁隽藻的赞许。   所以,红崖天书又有“殷高宗伐鬼方记功之石”之说。但是殷高宗时期距离现在已经很长时间,发现红崖天书不过是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显然这种说法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的。

  天书解密——讨燕檄诏说

  学者林国恩经过九年考证,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讨燕檄诏”。

  建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根据遗诏登上了皇位。这招致了早就怀有野心的燕王朱棣的不满。第二年,朱棣以“清君侧”和“靖难”为名义,起兵反叛。本来中央军队数量占优,但由于建文帝手下大将李景清指挥不力和宦官的内应,叛军攻破了应天城(今南京)。就在这时候,皇宫起火,建文帝也不见了踪影。《明史 恭闵帝》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林国恩称自己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痕迹与二十多种摹本相比较。后来又找到了《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关建文帝纪闻的原始史料:指出建文帝出走在前,宫中火起在后,实施了“金蝉脱壳计”。燕王入城后将计就计传言建文帝被火烧死,为自己登基做铺垫。

  天书中的年号‘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乱的后一年。建文出逃时,有众多亲信随行,但在流亡的过程中分散。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必经之路。在此留下天书,其目的在于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

  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的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林国恩把“天书”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火+文)(御制)。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晋级想要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好送给顶头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划,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此后,许许多多的官员和文人便依照着自己的想法和猜测,模拟出了各种各样的红崖天书。

  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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