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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236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桃花石上幽兰(2011/11/24 11:50:03) 最新编辑:桃花石上幽兰(2011/12/19 10:43:52)
张之洞
拼音:Zhāng Zhīdòng
同义词条:张孝达,张香涛,张芗涛,张香岩,壹公,无竞居士
  
张之洞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芗涛,香涛,晚号壶公、抱冰。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1837年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1884年,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军,被誉为抵御外来侵略中运筹帷幄的“张香帅”。但是,张之洞在晚清时期之所以引人注目,耸动朝野视听,更主要在于,他是洋务运动后期崛起的重要洋务派代表人物,是中国近代史上举办近代企业最多最持久的洋务人物,是同李鸿章齐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洋务派首领。 



 

人物简介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岁中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他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也是由他开始主导。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与驻沪各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諡文襄。遗着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人物生平


  
张之洞
张之洞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39代孙(元代张养浩的16代孙)。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公历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兴义知府),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今安龙)长大。其人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岁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三年(1853),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立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 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唐景崧 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并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生平年表


  1837年(道光十七年) 生于贵州兴义府。一说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其母朱氏是邛州(今四川邛崃)的知县千金。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三岁,母亲朱氏死。鸦片战争爆发。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四岁,入塾就学。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十一岁,从师胡林翼。

  1850年(道光三十年) 十三岁。应试,入县学。

  7月 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父张瑛勇抗拒太平军。

  1852年(咸丰二年) 十五岁。回原籍直隶应顺天府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

  1853年(咸丰三年) 十六岁。

  4月 太平军攻占江宁,清廷宣布畿辅戒严。
张之洞
张之洞


  8月 出都抵贵州兴义府。

  1854年(咸丰四年) 十七岁。在兴义城与父兄一直参加抵御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娶石夫人。

  1855年(咸丰五年) 十八岁。侍父于贵州军中。秋,父令其北上入京。

  1856年(咸丰六年) 十九岁。

  4月 赴礼部试,考取觉罗官学教习。

  8月 父病死军中。

  1857年(咸丰七年) 二十岁。在籍守制。翌年继续守制。

  1859年(咸丰九年) 二十二岁。

  3月 将赴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在家乡(直隶南皮)办清平团练。

  1860年(咸丰十年) 二十三岁。

  7月 长子张权生。

  9月 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张之洞感愤时事,作《海水》诗。秋冬至济南,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

  1861年(咸丰十一年) 二十四岁。

  4月 回南皮,后赴任丘,为人作家庭教师。

  1862年(同治元年) 二十五岁。

  2月 入都。

  4月 应会试,落榜。后入河南团练帮办毛昶熙幕府,参与镇压捻军。

  8月 入河南巡抚张之万幕府。

  1863年(同治二年) 二十六岁。

  3月 入都。

  4月 会试,中贡生。

  5月 殿试,列一等一名;廷式对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

  1865年(同治四年) 二十八岁。

  5月 散馆考试,列一等第一名。

  6月 石夫人死。

  1866年(同治五年) 二十九岁。

  5月 翰林大考,列二等第三十二名。
张之洞像
张之洞像


  1867年(同治六年) 三十岁。

  7月 充浙江副考官。

  9月 简放湖北学政。

  1868年(同治七年) 三十一岁。在湖北学政任内。

  1869年(同治八年) 三十二岁。在武昌创建经心书院。

  1870年(同治九年) 三十三岁。

  2月 娶唐夫人。编刻《江汉炳灵集》。

  11月 任满交卸入京,在北京与藩祖荫、王懿荣、吴大澄、陈宝箴等清流名彦结交。

  1871年(同治十年) 三十四岁。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72年(同治十一年) 三十五岁。

  10月 加侍读衔。

  11月 编纂《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

  1873年(同治十二年) 三十六岁。

  7月 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又简放四川学政。

  1874年(同治十三年) 三十七岁。整顿四川科举积弊,创建尊经书院。

  1875年(光绪元年) 三十八岁。

  2月 同治帝死,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着《輶轩语》、《书目问答》。

  1876年(光绪二年) 三十九岁。继续整顿四川科举积弊。

  12月 任满交卸返京。充文渊阁校理。娶王夫人。

  1877年(光绪三年) 四十岁。充教习庶吉士。

  1878年(光绪四年) 四十一岁。为清流党人黄体芳代拟疏稿,陈时政得失。

  1879年(光绪五年) 四十二岁。

  3月 王夫人死。补国子监司业。

  5月 上疏,议皇统继承。

  6月 奏议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诬民为逆”。

  8月 疏请“直言不宜沮抑”。

  9月 补授左春坊中允。

  10月 转司经局洗马。

  1880年(光绪六年) 四十三岁。

  1月 上疏。言“中俄条约”“十不可许”,并力主整修武备,与俄另订新约,治出卖主权的崇厚以“应得之罪”。

  6月 转翰林院侍读,旋晋左春坊右庶子。

  8月 充日讲起居注官。继续就“中俄条约”事上奏。

  9月 奏请加强海防,转左春坊左庶子。

  1881年(光绪七年) 四十四岁。

  1月 与陈宝琛会奏请裁阉官。

  3月 补翰林院侍读学士。

  6月 充咸安宫总裁。

  7月 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郞衔。

  12月 补授山西巡抚。

  1882年(光绪八年) 四十五岁。

  1月 出京赴山西任。禁革山西种种陋规。

  5月 敦请阎敬铬出山任职。荐举中外文武官吏59人。奏请遣重臣驻粤,以应付法国在南疆的侵略活动。

  7月 奏明“治晋八事”。设清源局、教案局。

  1883年(光绪九年) 四十六岁。筹办山西练军,调李先义、吴元恺等管带操练。

  5月 设洋务局、桑棉局、铁绢局。

  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又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

  1889年至1907年任湖广总督。在英、德支持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督鄂期间,着力扶持民族工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他主持修筑的武昌南北长堤和汉口后湖长堤排除水患,划定了20世纪初的武汉三镇与今天的武汉市相近的城市规模,同时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为武汉自近代以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893年奏请清政府创办自强学堂。

  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

  1896年回武昌,任湖广总督。

  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1]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以先着《劝学篇》得免议。

  1900年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实行东南互保。
张之洞像
张之洞像


  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为全国最早采用的近代教育体制。

  1902年继刘坤一,再度署理两江总督,1903年2月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强调办学首重师范,拟“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并委任缪荃孙负责筹建,为近代东南大学之开端。

  1903年回武昌,任湖广总督。

  1907年授大学士,9月4日与袁世凯同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晋太子太保。

  1909年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 

个人贡献  

中国重工业的奠基人——张之洞

  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有“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界人士”,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纺织业的张謇。那么,张之洞对中国重工业作出哪些贡献?我们又如何评价他兴办实业的作为呢?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以图“自强”,制枪炮,造战舰,大量输入西方国家生产的钢铁。1867年进口钢11万担﹙约8250吨 ﹚,1891年增加到173万担﹙约13万吨﹚,进口钢占据了中国的市场,中国传统的冶铁业难以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为了摆脱列强对我国钢铁的封锁和控制,为了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也为了解决军备和民用工业对钢铁的需求,于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

  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有了丰富的铁矿,没有煤也炼不出铁,为解决此问题,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 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毛泽东就谈到,举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创建中国重工业,一度曾轰轰烈烈,但最终却因经费不足、管理不善、错误选择厂址等种种原因而失败。究其内因,是因为他只是将西方的技术之花,嫁接到封建制度之木上,他得到的只能是枯萎的果实,封建制度日暮西山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挽回的。在中国,只有象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打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

  但是,我们须看到,尽管张之洞的振兴实业,创建重型企业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他毕竟奠定了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开了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先河。其既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经济侵略,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对重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认定:张之洞——中国重工业的奠基人。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在近代,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没有成为中国的归宿,但是,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开端于洋务运动,洋务派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勿庸讳言,他们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这期间,人们自然记起了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本文试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制改革和政治领域方面,就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与贡献,作初步探索。

  一

  近代化是指人类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各个方面综合性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军事、文教、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但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却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原动力。在近代中国,首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是张之洞,然而张之洞却在他所治理的长江中下游,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一)张之洞大力创办近代工矿交通业。西方资本主义的隆隆炮声将他从中世纪的治国幻梦中惊醒,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危难,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近代“文明”,于是,他发出了“自强”的呼声,并采取了学习西方之长的实际步骤,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应该说,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之中,他的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他的起点却比较高。他从涉足清廷“自强新政”始,便在着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纺织工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人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办。他认为要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都离不开钢铁。这样,他就抓住了发展近代工业的关键,并不畏艰险,毅然创办钢铁企业。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胆略和魄力,实高出李鸿章、左宗棠一筹。

  1890年动工,1893年基本完工的汉阳铁厂包括大小十厂,两座炼钢炉,三千工人。虽然由于经费异常短细,本国又缺乏经营管理近代大工业的经验等原因,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浪费,一度致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差距,但它毕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工业企业,而且也是当时亚洲第一个钢铁企业。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尽管从 1900年起,逐步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但它在艰难喝撅之中保存下来,成为新中国武钢的前身。

  张之洞曾经不无自豪地将他主持创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湖北枪炮厂和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缥丝局、制麻局,这四大重工业和四大轻工业,称作“自相握注”的工业体系。此外,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武汉地区还相续办起了造纸厂、针钉厂、制皮厂、毡呢厂、印刷厂等等。他对修堤、敷设电线、安装电灯电话、自来水等近代公用事业,也积极给予支持。

  张之洞在湖北地区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1、奠定了湖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张之洞赴鄂之前,该地区几乎没有近代民族工业。自从他任湖广总督后,在这片沉睡的土地上才崛起了第一批中国自办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使这个地区从手工业生产进人了近代机器生产,并成为我国中部的重要工业基地。

  2、促进和刁葺导了湖北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首先,由于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新式技术,不仅开了社会风气,吸引和刺激了部分地主宫僚富商投资近代知识的科技人才和产业工人,积累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从而为近代纯商办的民族工业之诞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次,张之洞对民族工商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扶助。筹建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之初,他即表示办厂是“官为商倡”,侯有规模,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欲羡”,然后招商承办。汉阳铁厂官商合办之后,他为之奏请免税十年;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后来也都直接转化为商办企业,从而扩大了纯商办的民族资本的阵营。制麻局商办后,张之洞也为之奏请暂免税厘,并建议清廷访各省仿办。张之洞为解决铁厂燃料,晓谕两湖商民,自购机器开采煤矿,“无力者,由宫置买抽水机租与开采”。这些措施,对民族工业的产生,无疑起了诱发和促进作用。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开办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已有四十余家。

  3、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湖北织布局利用当地盛产的棉花进行纺织,销路颇旺。“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匠,可为明征”。芦汉铁路的钢轨大部分由汉阳铁厂制造。

  4、在客观上为湖北地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造就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张之洞在湖北尤其在武汉地区创办的近代工业,使这个地区资本主义发展较快,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力量也比较雄厚。

  总之,张之洞兴办近代工矿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湖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推进了该地区的近代化历程,并对推动全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洋务思想和变法改革的各项主张。他向游廷提出了亚练陆军、圣练海岸、亚造铁路、各省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进商务、讲求工政、派人清历等九项自强救时之策。

  
张之洞手札
张之洞手札
在经济方面,鉴于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的严重威胁,张之洞发展民族工业与之商战的思想越来越清晰。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主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建议清廷于各省设工政局加意讲求,以使“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以广其出”, “以敌其人”,这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海计,而御海自在其中矣”。

  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民间兴办近代工商业。为改变“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的局面,他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他自己率先筹办苏州、上海、镇江、通州等地的商务局,并将原订纱机拨苏州商务局,作为官商合办。此外,他还奏请规划筹办江浙铁路,主张中国自设邮局,以“挽利权”。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认真执行光绪帝的“振兴商务”、“讲求工艺”的经济政策,派人试办汉口商务局,并具体拟定商务局关于奖励新创机厂,保护体恤民族工商业等八项应办事宜。

  可见,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中法战争后都有所发展,其社会影响也更大了。如果说中法战争后张之洞主要致力于自己兴办企业,那么,甲午战争后,他已开始注意运用政权的力量推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并为促进近代经济的发展作了一定的努力。当然,由于他封建地主阶级的属性,对民族工业的支持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甲午战争后,江南绅商投资修筑苏沪路、宁沪路的积极性很高。可是张之洞强调仍须官为督理,坚持“商能争利,不能分权”,挫伤了绅商投资筑路的积极性。

  (三)在义和团运动浩大声势和八国联军炮火的震撼下,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被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政”。清末“新政”实质上是清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施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而张之洞是清末“新政”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串联,张之洞于1901年7月发出三个关于遵旨筹议变法的独奏和会奏折,提出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明确指出:“整顿中法者可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要求清政府以西方的“吏治、财政、学制、兵备”改造贫弱落后的中国。

  他特别强调农业的重要,明确地阐述工农商的关系。他说:“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所以,“欲图本富,首先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

  张之洞也特别重视工业。他说:“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所以工是关键环节。他具体提出了推进工业生产发展的几项措施,其中提到设工艺学堂,培养技术工人;设劝工场,陈列本省生产货物、工作机器,使人参观,一以察各国之好恶;一以考工艺之优细,使工人自相勉励。

  张之洞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路矿利权的严重形势,指出中国路矿“久为外人垂涎”,特别是近年来,各国纷纷集股来华,“或籍开矿而揽及铁路,或因铁路而涉及开矿。”尤其《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公司更必接踵而来,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他建议清政府制定矿路章程,“务使界址有限,资本有据,兴办有限”,华洋商人一律均沾,致使中国“自然之大利不致为中国无穷之大害”。此外,他还主张制定限制洋商,保护和鼓励华商的“商律”,制订“照会各国颁行天下,一体遵守的”交涉刑律。他还反对列强各国在中国自设邮局,“侵我主权”,力主内地必由地方官自行兴办,以免凯舰。

  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列强在中国疯狂掠夺工商路矿利权的严酷现实,使张之洞产生了如何维护国家利权的思想主张,这即是他力主制订各种章程、律例的基本出发点。他企图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立法和法律制度,来维护国家的主权,保护和发展中国的各项利权。清政府为形势所迫,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的建议。1903年以后,清政府相继颁行了商律、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刑律等等。勿庸讳言,这些章程、律例,既包含着对列强侵略势力妥协的因素,但也蕴含着奖励民族工商业,图谋抵制外资扩张的成份。《中国矿务章程》明确规定:“各国人民必能遵守中国法律,乃准其承允矿商。又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他的指导思想是既“藉资”于外商开采地下资源,又“不令外人独专其利”以“保利权”。而且,这些律例章程,使中国的工商路矿司法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带上了近代化的色彩。实际上促进了20世纪初全国范围内振兴工商业的热潮,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迈进的历程。

  

 
张之洞
张之洞
 近代史上,凡是具有政治远见的人,都十分重视教育。而张之洞可谓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突出代表。早在中法战争后不久,他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就将“储人才”作为向清廷提出的“救时之策”之一,奏请设立水陆师学堂。1889年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汉地区创办了一系列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甲午战争前,曾设立方言商务学堂、自强学堂,战后又设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从1902年至1907年间,全省最高学府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中学堂,武备学堂、防营将弃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后改为武师范学堂,两湖高等学堂改为两湖师范学堂,并创设武普通中学堂、湖北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复设方言学堂。并于湖北洋务局附设路矿学堂,还有模范小学蒙养院、医学院等等。各府、州、县的中学、师范、高等小学校达70多所。张之洞是洋务派中创办新式学堂最多的一个,而且学校类型比较齐全。此外,他还举办湖北官报、湖北农学报、商务报,设立省图书馆、江楚编译局,同时多次派人赴日本和殴美国家留学。清未湖北留学生占全国四分之一。

  张之洞在湖北举办文教事业,虽然主观上是为维护和强化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他有通过这些开拓性的措施,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提高这个地区的文化素质,改变封闭守旧的社会风气,以便顺利地效法西学,着意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力量,以达到“自强”目的的用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不仅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新型知识分子、革命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后来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重任。这些文教设施对推动全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清未“新政”期间,他于1901年建议清政府停罢武科,酌改文科,设立文武学堂,奖励游学。1903年,他与袁世凯奏请“试办递减科举”。但在改革科举制的过程中,张之洞逐渐认识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终无成效”。于是,他在1904年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清政府在形势的逼迫下,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下诏令“着即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推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废除,它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而张之洞从变科举到废科举,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他对师范教育尤为重视。1902年他在奏折中提出:“师范学第一”,因“师范学堂是教育造端之地”。小学第二,因小学为“培养人才之源”。同时将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都列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1903年,他又参与各类学堂章程的重订活动,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即清政府颁行全国的癸卯学制。这些学制、章程的制定,虽然把旧学放在第一位,读书时间占总学时四分之一,而且对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严加限制,但它毕竞是“博考外国各种学堂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而制定的,它使新式学堂制度化、体系化,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这些学制章程,名义上是张之洞与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共同制定,其实主要出自张之洞。

  张之洞在文教方面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不仅推动了湖北地区的文化教育,而且对推动全国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和近代新型军队的创建,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还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他“溃兵事之不振”,率先向清廷提出了照西法编练新军的建议,并着手在江宁创办自强军。自强军由德国少校来春石泰为首的35 名外国军宫负责训练,完全模仿德国陆军的操练方式和战术,大多数下级军官由广东水陆师学堂毕业生担任。至1895年12月,这支新军已组编完成,包括步兵、炮兵、骑兵三个基本兵种和一支工兵队,共有13营2680名官兵。它突破了清军的旧营制,是中国南方陆军近代化的开端,对长江流域各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回任湖广总督后,他以从江宁带回的500名自强军为基础,扩建成湖北护军前后营,史称这支新军为湖北洋枪队。后来以它为核心又发展成“湖北新军”。正是这支湖北新军,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三

  政治民主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张之洞作为封建清王朝的重臣,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冲击下,他经历了从反对民主化到基本顺应民主化潮流的过程。不过,封建统治阶级的阶段属性以及根深蒂固的儒学传统,象一条无形而巨大的绳索,禁锢着他的思想,使他步履缓慢。综观张之洞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影响,远远逊色于他在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作用。

  早在维新运动高潮期间,张之洞虽然基本执行了光绪的变法诏令,但他与资产阶级维新派之间,也存在着原则的政见分岐。他因《时务报》“多言民权”而干涉甚烈,亦因《湘学报》“推崇摩西或主张民权”而拒绝在湖北“代为传播”。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只有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方能“强中御外”。可见,张之洞当时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民权说是采取否定和抵制态度的。

  中国要不要兴民权,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斗争的焦点。正当“百日维新” 即将开始之际,两派的斗争也即将进入决战阶段,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抛出了与民权说相对立的“正权说”,并拾出三纲五常作为反对兴民权的思想武器。这对封建顽固派无异是一针强心剂,它增加了维新派攻坚的难度。这就使他在客观上充当了顽固派的旗姐,不能不对运动的深人发展起到恶劣的影响。这是除了暴露他敌视人民群众的反动阶级立场之外,也还有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认为,民权说“必埃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这即是说,在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兴民权、设议院,条件不成熟。这一点与封建顽固派的认识是不同的。他虽坚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此时他的“新学”已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较为广泛的内容。他的“西政”虽然还没有冲决“伦常名教”之藩篱,对“西政”的核心资产阶级议会制仍怀着恐具心理和抵制态度,但他主张“政艺兼学”,而且承认 “西艺非要,西攻为要”。 “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在这一点匕他不仅比顽固派进步,而且在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比前期洋务派前进了一步。

  
张之洞像
张之洞像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化和历史潮流的推动,到1901年,他便明确提出,“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想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于是,他提出了“中法” 和“西法”并列的两套改革方案。此时,张之洞还进一步认为:“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可见他的思想认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化,也在缓慢地变化着。虽然他对西方议会制的理解还是肤浅的,甚至是曲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种主张作为各省督抚会奏变法建议的内容提出来,向各省同僚征求意见的。当然,他的建议在诸督抚中不会通过,所以在后来的会奏中不见了此项内容,但可窥见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到1905年7月,张之洞则与直督袁世凯、江督周馥联衔,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对敦促清廷实行“预备立宪”起了一定的作用。张之洞晚年虽有顺应时代潮流的一面,但是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迟缓。他始终未能脱离封建官僚的阶级属性。

  综观张之洞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年代,正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并向资本主义方向缓慢挪动的时期。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晚清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造就了他独特的政治品格。他作为晚清后期洋务派重要首领,其为维护清朝统治,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大力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工矿交通业、近代文教事业、编练新军以及诸多方面的改革建议、措施,都在客观上滋长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近代经济、近代教育、近代军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4月在武汉曾“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柞,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比较客观地肯定了张之洞的历史贡献。  

张之洞:洋务运动的人才战略家

  当下不少文章持“洋务运动失败了”之说,并以1894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标志。然而,今日之繁荣却始于“洋务运动”之芽,从这个角度明鉴悲壮洋务运动的“人才战略”对一个民族来说意义深远。

  张之洞1889年52岁任湖广总督,主持兴建汉阳铁厂,五年建成,所建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他督办京汉铁路,创办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等,把武汉打造成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他创办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轻工业。轻重工业并举,使武汉近代工业无可置疑地居全国之冠。

  纺织业与农业相联系,他还致力于改良农业,1898年创办了农务学堂。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对农业的重视不逊于工业,他在招生文告中讲得很明白: “富国之本 ,耕农与工艺并重。”1906年该农务学堂迁址武胜门外多宝庵(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教育课程,更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

  张之洞办重工业、轻工业和改良农业,均属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总起来说,他是一个在晚清竭力推行工业时代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地方长官。他这些创新之举,是在清政府危机四伏的时期,在一个省最高长官的位置上做出来的。这些成就已无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而是在地处中国中心位置的湖北,给整个中国做出榜样。

  办工业需要专门人才,张之洞因此在办洋务中创办新学,1891年创办算学堂,1892年创办矿务学堂,1898年创办工艺学堂……由此开拓出他一生中又一项重大成就。在我看来,这是比他办产业更大的成就。

  假如没有办上述矿务学堂,他兴建的汉阳铁厂1894年就无法开炉炼钢。然而,如果只看到张之洞办新学,还是不够的。这些新学都急需新式教师……中国更需要能培育新式人才的人才。

  张之洞办算学堂、办矿务学堂,看到入学的学生都没有经过像西方那样的小学教育,那么张之洞想办的中等农工商学堂都很难往高水平教,更不用说高等农工商学堂了。

  这就急需小学教育,还需中学教育,二者合起来才算基础教育。可是,拥有最多人口的中国,能教中小学的教师在哪里?师范教育才是新式教育真正的基础。

  张之洞于1902年在武昌宾阳门南创办了湖北师范学堂, 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学额一百二十名,学制两到三年。为应付师资急需,又设速成科,一年毕业。并办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归师范学生教课,以资实验。这是中国“师范附小”的来历。张之洞1902年创办的湖北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

  1903年,张之洞出任两江总督,接着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于南京;1904 年又办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宏大,计划招生一千二百名,实际招生七百多,并设初等、高等小学堂附属其内。同年,张之洞还创办湖北师范传习所、湖北幼师学堂和育婴学堂等。这是中国教师进修学校的开端。

  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各地纷纷办起新式中小学堂。因师资严重不足,张之洞令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时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者先办速成师范。办师范,在张之洞当时的政务中成为重中之重的事,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发展为先”。

  1906年,张之洞创办了女子师范学堂。

  190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女子小学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华女子上学校读书由此获得合法地位。

  中国夏代就有学校教育,商周两代更有相当可观的发展,但那以后四千年来没有出现过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盛宣怀堪称中国师范教育的创始者,张之洞则是中国师范教育的奠基人。

  我们今天回顾张之洞,不只是为了赞扬他、缅怀他,追思他何以能做出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则是于今有益的。

  张之洞是一个有渊博学识的政府高官,他在湖北省一把手的位置上运用他的权力,调动一省的物力、财力、人力,大力创办新式教育,做出一方气象并影响全国,是有他深厚的学识做灵魂做精神的,最显着的证据就是他1898年在极其繁忙的政务中拨冗亲笔撰写的教育学专着《劝学篇》。

  张之洞自幼接受的教育和他的性格,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张之洞祖籍河北,1837年9月2日生在贵州兴义府,他的父亲张瑛当时任兴义知府。张之洞幼读四书五经,爱好文学,12岁在贵阳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1853年,他16岁回老家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1863年(同治二年)26岁中进士,曾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和内阁学士等职。

  青年时为官,张之洞以敢谏闻名,被称为“牛角”,性格与品格均于此跃然可见。论时政,他本人是赞同洋务的,却也敢于抨击奕?、李鸿章等洋务大臣。晚年张之洞目睹维新派和守旧派激烈斗争,他在《劝学篇·序》中指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他讲的“本”即“中学文本”,也就是他自幼读过的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他认为这是不能丢弃的。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即将夭折之际将《劝学篇》火速发表出来,提出的实际上是融会两派并有张之洞创建的第三条道路。

  历史上,往往力图求新的和守旧的都很著名,融会二者的却往往被认为不新鲜而被忽视。张之洞或许由于办实业之业绩和他的文章思想之睿智,朝野都难以忽视。他的文章,开题就用一个“劝”字,无论对上对下,对激烈斗争的两派与同僚,都是温和的。回首那个青年“张牛角”,张大帅的性格显出异乎寻常的柔韧一面。这性格变化的内部,大约是民族危机与张之洞个人务实品格相熔炼产生的动力。终于,张之洞的主张温和地为朝廷所接受,并在戊戌变法夭折后不失时机地得到实施。

  
张之洞
张之洞
我写下这些是注意到,张之洞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立在他既办实业又办教育,并由此获得信心的基础上的。他的实践给了他经验和信心,他没有停留在他已有的成就里,在一个民族迫切需要的时刻,他及时、有效地扩大了他实践的成果,推衍出更大的创新,这是很值得今人学习的。

  他从1889年始建汉阳铁厂到1898年撰写《劝学篇》,不到十年,在他的辖下轻重工业已初见规模。在他看来,西方工业技术中国人是学得会的,而且仍需大规模地在全国创办新学,但是,切不可以丢失了中国文化之根本!

  1898年戊戌变法在慈禧发动的政变中被镇压。不到两年,慈禧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逃离京城,流亡西安。这一回洋人的教育太严厉了。1901年1月,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宣布改革。

  慈禧之变,从何而来?

  张之洞的《劝学篇》,只有4万字,但如果把这4万字看作是他给朝廷的奏章,就真够长了。这4万字的《劝学篇》在慈禧的流亡生涯中,被慈禧重视了。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外篇·设学第三》中,张之洞主张当今中国“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张之洞倡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都应该办新学,京师省会办大学堂,道府办中学堂,州县办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才能形成大学、中学、小学贯通的教育体系大统。今天细看清末新政,会发现最基础的变革,正是在教育领域展开的,是活生生的“教育发展为先”。

  1901年6月3日,张之洞上书请改革科举。同年7月26日,张之洞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改革文科及罢废武科,并提倡兴办新式学校。

  就在1901年8月29日,清廷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废武科。9月14日清廷下《兴学诏》,令京师及各省的官学、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令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推行新式教育。这正是张之洞的主张。

  1902年8月15日清廷又颁《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各级学堂章程。然而办新学不是下一道圣旨就办得起来的,办新学所需要的教师资源、课程资源和学堂设施都严重缺乏。

  上述章程颁布后尚未实施,1904年1月13日,朝廷又颁发了张之洞等大臣拟订的《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以及《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等16个变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单从这些章程的标题,我们已能看到那影响万方的覆盖面。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向全国公布并得到实施的教育制度。这是破天荒的巨变。中国数千年农业时代的教育,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型,重大变迁!

  朝廷颁布了新学制,要推行仍然困难重重。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国家的封疆大吏、重要人才,大都出自科举。若废除科举,国家用什么来选拔人才?这是一个很难决断的问题。科举制是通行了千秋的大制度,若一举废除,会不会成为千古罪人?

  1903年10月,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的一个折子似乎也充分考虑到了决策者的难度,他们奏请的是: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慈禧批准了。就是说,用十年的建设性努力,届时用新的办法取代科举制。可是,还不到两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六位大臣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他们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

  
张之洞故居
张之洞故居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国家急需“救时之人才”,这就是此时最大的理由。科举制度在,人们对科举入仕还存念想,就不容易把孩子送去新学堂。

  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同意,清廷断然下诏废科举。由此上溯到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科举制正好走过了1300年。

  中国在近代遭遇严重危机,正是由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表现在中国社会亟需向工业时代迈进,需要的救时之材已不是周得一个姜子牙,汉得张良与韩信。此时最重要的人才发展战略,莫过于办新式教育,培养千百万新型人才。张之洞以一个晚清高官推动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新式教育的人才工程,这么说大约是可以的。这个成就可以从具体的数字体现:1907年全国学堂已有3.7万余所,在校学生102万多人。1909年,新式教育遍布中国。

  回首张之洞办的教育,他还在1897年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演练新军。导致清王朝覆灭的武昌起义,就是从他演练的新军打响第一枪,这或许是张之洞没有料到的。(2010年10月11日 14:16  《中关村》)  

人物评价


  张之洞是慈禧扶植起来以抗衡湘军和淮军势力的重要人物,又是清流领袖,一生在清廷权力的中心周旋,试图以最小代价的改良实现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蜕变。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但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改良派持有不同的主张;对革命派采取镇压态度,史称“清末三屠”之一;而另一方面,他又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国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在清亡后被遗老们视为清朝灭亡的“祸首”。张之洞为官十分清廉,家有薄田若干,死后不增一亩,但创设工厂的巨大资金采取“中饱”、“私规”的方法进行募集(如抽签捐款),又得罪了当地富商。因此,作为晚清政治界、思想界、经济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树敌颇多,死后毁誉不一,甚至毁多誉少。

  去世之际,天津《大公报》评论说:观其一生,“张相国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梁启超则称“张之洞浮华之人也”。但他主政湖广多年,百姓口碑颇佳。而且,他在湖北打下的基础,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孙中山曾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子孙后代


  张之洞有13个儿子。

  长子:张权。有孙女:张遵颜、张遵领。

  幼子:张仁蠡(排行十三)。有孙女:张厚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子:张厚珹;张厚珕,北京自来水集团工程师;张厚玫,计算机工程师,在美国多年。

  曾孙:张法鹤,目前在台湾。  

部分作品  

《读宋史》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若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  
张之洞
张之洞

《九曲亭》

  华颠文武两无成,羞见江山照旆旌。只合岩栖陪老衲,石楼横榻听松声。  

《西山》

  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藁街列第峥嵘起,前殿南军顾盼雄。新旧只今分半坐,庙堂端费斡旋功。  

《登采石矶》

  艰难温峤东征地,慷慨虞公北拒时。衣带一江今涸尽,祠堂诸将竟何之。

  众宾同洒神州泪,尊酒重哦夜泊诗。霜鬓当风忘却冷,危栏烟柳夕阳迟。  

人物身后  

文革中张之洞墓被掘 出土时面如活人

  99年前张之洞逝世时,绝对不会想到,其尸骨的命途,比与他气息相融的晚清更加多舛和吊诡。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他的尸骨不断被大时代的风潮所侵扰,一次次被掘出又重新安葬。

  不出意外的话,2008年10月4日,停放在河北南皮县烈士陵园一年多的张之洞尸骨,将被安葬到筹建中的墓地。这片墓地,本是张之洞最初安息的地方。

  99年前他逝世时,绝对不会想到,其尸骨的命途,比与他气息相融的晚清更加多舛和吊诡。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他的尸骨不断被大时代的风潮所侵扰,一次次被掘出又重新安葬。而这一次,已经是他的第四次葬礼。  

归葬

  郁郁苍苍的园林中,“白花如雪,挽联似林”。

  这是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十五日,河北南皮县双庙村张氏坟场正在举行张之洞的葬礼。墓地占地近百亩,坟墓封土约3米高,底部直径近7米,四通大碑立在墓前。遗爱碑为门生故吏捐资所建,碑阴刻有张之洞兴学育才的事迹及捐资者的名字,在这堆名字里,包括了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和中共的元老之一董必武。诸多亲朋门生、王公大臣从京城赶来送葬。就在这次隆重的葬礼举行之际,张之洞的声誉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顶峰。

  张之洞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前三年,也正是这一历史事件影响了他的一生。1863年,张之洞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成为众人瞩目的“探花”郎,从此步入政坛。中法战争时他任两广总督,启用冯子材击败法国军队,名声大振。后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制铁局、织布局,修铁路,从“清流”派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

  甲午惨败后,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兴,跟洋务派仅仅“师夷长技”不同的是,重新评估传统文化成为最主要的议题。“最后一个儒臣”张之洞,担心对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为此,1898年春,张之洞开始修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这部著作最核心的观点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新”的他不忘“卫道”。

  此时的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戊戌维新”被扑灭,义和团席卷北中国,京畿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在激烈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

  1906年,年高老迈的张之洞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后被擢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站在了晚清权力的最中心,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尽管此时已经是“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但张之洞仍尽心竭力,试图力挽危局。

  然而历史留给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了,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909年10月4日)晚9时左右,在今北京西城区什刹海湖畔白米斜街11号院,73岁的张之洞含泪告慰床边哽咽的子女:“吾无甚痛苦矣。”随后离世。在他身后,留下的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晚清帝国。

  两天后(10月6日),清廷颁布上谕高度概括其一生,赐谥号“文襄”。曾担任张之洞护卫、时任湖北新军第八镇(师)统制(师长)兼任湖北提督的张彪,花1.2万两银子从江南购置沉香木做棺,快车连夜送到京城。尽管清廷赏银三千两治丧,但大部分丧葬资金由张的亲朋和门生筹措。张之洞官至一品,清廉一生,“到死,地不加一亩”。

  张之洞逝世的当月,长子张权等奉灵柩回家乡河北南皮,用了一年多时间准备墓碑、墓志铭、石相生等下葬所用事物。1910年12月,张之洞与三位夫人合葬在南皮县双庙村。

  仅仅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张之洞极力维持的晚清帝国彻底覆灭。尽管如此,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依然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意指张在鄂兴实业、练新军、办教育,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而史学家们也对洋务派的实干精神不吝赞美之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937年6月,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

  正是在民间有着极高的认可度,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据张氏墓园的守墓人多年后回忆,张家坟场也曾屡遭劫难,其他坟墓多次被盗,但一直无人惊扰张之洞安葬之处。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部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

  当地研究资料称,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占领了南皮县,张之洞的坟墓也未遭破坏,十分洁静,来此凭吊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刻石林立,堪称碑林”,墓园里的松柏、杨柳、白杨等纵横交错,“遮天蔽日”,“老鸹喜鹊成千上万,赶都赶不走”。 

掘墓

 
张之洞墓被掘
张之洞墓被掘
 转折来自于1950年代。1956年,牟安世着《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称,“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随着洋务派整体评价的走低,张之洞也未能幸免,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擎”一转变为“洋奴”、“卖国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数十年间涉及张之洞的20多篇论文,绝大多数是“文革”期间由厂矿工人理论组或大专院校工农兵学员所写的批判文章。

  张之洞的形象在当时越来越低,墓地不但再见不到凭吊者,反而日渐遭到侵坏。“大跃进”时期,南皮县搞大炼钢铁,砍光了墓地周边的树,只剩下坟冢、墓碑和东倒西歪的石相生,一片凋敝。

  然而,厄运还在后边。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1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首领谭厚兰,带着两百名红卫兵前往山东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砸烂了孔子坟墓。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掘墓风也迅速刮遍神州。尽管早在1962年,毛泽东曾强调,“谈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但张之洞的坟墓,在这样疯狂的大潮中也未能幸免。

  1903年,张之洞自京城返武昌,顺道回南皮祭祖。他捐出五千两赏银、积累的廉俸一万二千两,在家乡兴建新式学校,并命名为慈恩学堂。学校布局新颖,有教室、寝室、餐厅、厨房、议事厅、图书室、操场,还设置有花园假山,种植了古槐和海棠,整体风格是中西合璧。1907年竣工,七月正式开学。先后设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及中学部,定额各为三十人,学制分别为四年和五年。

  南皮解放后,慈恩学堂更名为南皮中学。1966年秋的某天,以南皮中学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扛旗打锣来到墓地,先将张之洞墓碑拉倒,然后开始掘墓。

  “在造反派动手挖掘张之洞墓时,曾有县里四位同志试图阻拦,理由是省里指示,张之洞为清代重臣,墓地为历史古墓,不在破四旧之列,不准动,要注意国际影响,同时正在向中央请示,答复后再做决定。但阻止是徒劳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说,张之洞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封资修,挖他的坟就是破四旧,谁阻拦就是封资修、保皇派、牛鬼蛇神的小爬虫,再阻拦,连你们一块打倒!更有一个头头说,别说省和中央,就是请示到联合国我们也不怕!几位同志的劝阻迅速被造反派高喊的口号淹没……”一份材料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说:“听说要掘坟,大家都跑去看热闹,像赶集似的。”两个小时后,坟土被挖光,露出石灰和青砖砌成的四个砖套,砖套内为四口黑红色棺,由于厚重,一铁镐下去,只能锛出一道白印,最后造反派用铁锤砸钢钎才打开。只见张之洞面如活人,几缕银髯飘洒胸前,头戴官帽,嘴含一个大珠子,身上盖了六七层被。随葬品有一把小梳子,一块怀表,一架眼镜,两个鼻烟壶,砚台、珍珠、金银、字画等珍贵文物四十余件。

  “全身是完整的,皮肉干白,贴在骨头上,衣服见风后就成了布片,到处飘散。”南关村农民张执信,清晰地记得他看到张之洞尸体时的情景。此时,尸体刚刚被红卫兵造反派从坟墓里挖出来。

  造反派小将们高歌凯旋,围观掘墓的人也渐渐离去,张之洞和三位夫人就这样被暴在南皮县郊荒芜的坟场。“有些小孩子去那儿玩耍,凑过去拨弄拨弄,一会踢两脚,一会又把尸体扶起来靠在院墙上。”

  坟墓被掘一个星期之后,后来曾担任南皮县作协主席的王玉良出于好奇前去观看,只见张之洞的尸体半躺半立在墓穴北边的壁上,“有如生人”,甚至皮肤还有弹性,“坟坑四周尚有一片片的黄色破布,一位夫人的尸体保存较好,但另两具尸体已经骨骼化了。”

  1990年代,双庙村近80岁的农民张秀红告诉子女,当时,她看“四爷(张之洞行四)尸骨很可怜”,曾拾起地上的破布给盖上。

  岂止是张之洞的坟墓——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朱元璋的皇陵石碑,海瑞的坟,张居正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被砸毁。

  “祖宗”是汉文化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祖坟及其附属建筑成为传统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汇点,而对一个人的最大侮辱就是挖其祖坟。但在当时的掘墓狂潮中,这件事儿根本不算什么。多年以后,也是红卫兵的张氏族人张厚谦回忆起来,无奈地说:“我属于反对掘墓派,但挖的时候,我正在北京,被他们一帮人‘抄后路’了。”

  两个多月之后,一个消息在南皮传开——张之洞的尸体不见了。忙于“农业建设”和“阶级斗争”的人们,渐渐地将这件事淡忘了。这位晚清重臣就以这种莫名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归葬”。 

空坟

  1978年之后,许多历史记忆开始复苏。

  随着研究的深入,洋务运动又在学者的争论中发生了一次形象转换。这一次,洋务派被认为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而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 等大帽子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了”。

  “张之洞在湖北”、“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陆续召开。1998年8月,全书正文299卷,附录6卷,达790余万字的《张之洞全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几乎与这股文化复潮同时,经济大潮也席卷而来。全国各地兴起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1990年代,张之洞的照片及其墓志铭,开始出现在南皮县印刷的精美画册上的显要位置。而张之洞则成为了南皮这个欠发达县的“文化名片”。

  1993年春,南皮县政府在张之洞墓地上重新堆了坟。同时,成立“张公园”筹建委员会。“张公园”规划占地500余墓,需投资3000万人民币,而当时南皮县全年经济收入不过2000万。

  当年10月4日,是张之洞逝世84周年,南皮举行了大型公祭活动,著名心理学家、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粲也在被邀请之列,她看到这个“张公园”的规划后提出,“县领导的意图是积极的,不过我看有些庞大,投资三千万啊,县财政收入一年才两千万,如果计划落空如何向世人交代?我看是否先建一座张公纪念馆,十几万元足矣,以后慢慢求发展。”但建议没有被采纳。

  果然,公祭后不久,筹建工作便陷入困境。财政投资、社会捐资只凑了三四十万,修墓、立碑、纪念等活动花去了一部分,拮据的资金难以满足庞大规划的需求,招商引资又无着落。墓地无人管理,筹建办也不声不响地撤消了。

  更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公祭活动,修建起的却是一座空坟。张厚粲还记得当年特地询问祖父的尸骨有没有找到,对方回答找到了,就安葬在里面。“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座空坟。”

  这座空坟虽让张厚粲失望而归,但却遭到了盗贼的觊觎。2002年春,新筑的张之洞空坟遭盗,盗贼在坟墓的南部中上方掏开一个可容一人进入的大洞,深约两米左右,被掏出来的黄土撒在四周的麦地。可以想见,盗贼是沮丧而返。

  “第二年清明节,我来到张之洞墓前,只见墓前的碑案仍东倒西歪地散落着,但坟上被挖的窟窿不知被何人填平,歪倒的石案上有一束雪白的梨花。”王玉良回忆说。  

重埋

  2004年9月,由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发起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呼吁: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文化的回归再一次成为社会热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张之洞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

  而这种价值,其实从张之洞逝世后的近百年里,每到文化的关键转折点,就会被不断提及。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文化巨擘陈寅恪为其写下挽诗,“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在悼念亡友的同时,重新评价了晚清新政和张之洞的价值。他甚至还公开宣言自己“思想寓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又一次处于东西文化相撞的十字路口时,不少学者也提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在外衅屡起、民族危急、新旧思想交锋、中西文化冲撞的晚清,中体西用论既宣泄出了士人学子心中强烈的民族情感,也照顾到了新旧双方的文化心理,对于中西异质文化的冲突起了一种缓冲作用。

  而今,陈寅恪等人的“中体”已不再是张之洞的纲常名教,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民国以来的“西用”范围,也早已越出洋务派的认识层次。经张之洞而成熟的“中体西用”论,作为文化选择模式的学术价值也远远大于其政治功能。

  这股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的热流推动了重新寻找张之洞的行动。2006年,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会长邢家训开始组织人员调研,寻访老人并多次探测。一年以后,张执信经过研究会反复劝说后终于开口——当年,正是他亲手掩埋了张之洞的遗骨。张之洞二次下葬之谜至此才得以解开。

  张执信说,当年秋末,村里的壮年劳力都去挖河,他和几个妇女去张之洞墓地旁边的地里刨棉花柴,只见张之洞尸体和一具女尸完好,面目清晰,另外两具女尸已经腐烂成骨骼。几个妇女说有点害怕,张执信就将张之洞尸体和一具女尸拖到原坟墓附近,重新用锄头掩埋。另外两个夫人的尸体则不知下落。

  “我当时只是知道张之洞是个为国家为老百姓的大官,是个好人,再说即使是普通人,这么干也太缺德了!” 张执信掩埋尸骨后,再三嘱咐知情人,千万不要声张,以免造反派知道。“当时,像我们俩这样坐炕上聊天,如果被人看见了,说是搞阴谋,就有可能被批斗。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敢说,就是不知道说了会怎么样。这回我看是政府诚心要找,不怕了。”

  
张之洞
张之洞
按张执信指定的位置,2007年6月9日凌晨6点,在张之洞原来坟墓的附近找到两具并列而卧的遗骨,男性遗骨在左,女性在右。研究会鉴定认为:“经测量,遗骨与史载张之洞身材一致,而且张之洞墓附近方圆几十米内没有其他坟墓,基本肯定是张之洞遗骨。”

  遗骨找到后,暂时停放在南皮县烈士陵园。为慎重起见,研究会接受了张之洞后人的建议,在遗骨上取了三枚牙齿、一根股骨,又由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珕提供了三根头发,一并送往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核对。“张之洞在地下沉睡数年,后又被暴尸,再深埋地下,时间将近百年,被污染了,鉴定的难度很大。”刑家训说。

  当地媒体最近称,遗骨经过将近一年的鉴定,几经波折,今年7月中旬,“终于被确认无疑”。筹建张之洞墓园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墓园建设经费由南皮县财政拨付。

  不出意外的话,10月4日——张之洞99周年忌日,遗骨将会安葬在墓园之中。这将是张之洞的第四次葬礼。“白花如雪,挽联似林”或可再现,但郁郁苍苍的树林不复存在。“我们现在把自己的东西给忘了,重建一个东西,不仅仅是修墓这么简单。”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粲说。(《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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