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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583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dz(2011/11/24 10:32:25) 最新编辑:小太阳(2011/11/30 9:56:10)
苏振华
拼音:Sū Zhènhuá(Su Zhenhua)
同义词条:苏七生
苏振华
苏振华




  苏振华(1912年6月2日-1979年2月7日),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三墩乡人。中国1949年建国后贵州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对中国贵州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海防做出了重大贡献。




基本资料


  姓名:苏振华

  曾用名:苏七生

  性別:男

  出生:1912年6月2日(1912-06-02) 湖南平江

  逝世:1979年2月7日 (66歲)北京市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语言:汉语

  政党:中国共产党

  军衔:海军上将

  配偶:陆迪伦

  学历: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勋章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

  军衔记录: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3年改为海军上将军衔

人物经历


  苏振华,1912年6月2日生于湖南省平江县.自幼务农。1928年16岁的苏七生参加了平江农民扑城暴动,第二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6月,苏七生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红军三军团,彭德怀亲自为苏七生改名叫苏振华。同年8月,苏振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三军团五军一师三团当战士、班长期间,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2年,担任连政治指导员.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期担任党务和政治领导工作。

  1933年夏任红四军十团总支书记,1934年4月任红五师十三团政委;同年七月,率部坚守江西石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获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后来,还参加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5月加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同年任军大二科科长、大队长等职。1940年6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二四三旅政委.7月兼鲁西军区政委。随后参加反击日军的百团大战。1941年7月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政委。参与领导了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军民挫败日军的“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犯,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打响后,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先后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张家口保卫战、进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战役等;1949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1954年5月起历任海军副政委、政委、第一政委,他在海军一直干到文革结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72年复出后,出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随即又改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为粉碎“四人帮”作出了重要贡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8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常务委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

人物与贵州

进军大西南  解放贵州

  1949年秋,参加完渡江战役的二野五兵团人马在江西上饶休整待命。由于湖南和平解放,按照二野的作战计划。下阶段二野将进逼湖南,进军大西南。1949年9月4日,二野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委向五兵团下达了秘密入黔的指示,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行军,部队到达湘黔交界的山城湖南的花江。四野司令部获悉,贵州境内的国民党残军萝定放弃贵阳,国民党—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手下4四十九军、八十九军西撤,李弥的第八军拟退毕节、宣威一线,罗广文兵团向遵义溃退,二野刘邓首长命令五兵团于门月15日前必须占领贵阳,控到命令后五兵团的全体官兵“昼夜兼程,急驰贵阳”,五兵团苏振华和杨勇两伉首长即令第十六军以急行军迂回清镇,阻止国民党的部队向安顺、毕节逃窜,第十七军以部分军队直插息烽,切断川黑公路,阻止向遵义一线溃退的敌军。

  贵州深秋多雨,有天无三日晴之称。五兵团的战士大多来自北方,不太适应贵州多雨的气候不崎呕的山路,但苏振华政委提出了“与国民党军等时间、比速度”的口号,开展了“看谁追得快、看if订得猛、看谁抓的俘虏多”的立功竞赛运动。部队连夜急行100里以上,十天走了一千多里,11月1日子夜,五兵团的十六军占领贵州省会贵阳。贵州的地下党组织以最热烈的方式,组织数万贵阳育民,迎接子弟兵入城,迎接贵州的解放,同时,毛泽东主席任命了37岁的苏振华为贵州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贵阳市军管会主任。

剿匪反霸  巩固政权

  贵州地处西南内陆,长期以来匪患严重,自芒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国民党的贵州省政府主病谷正伦在逃窜前还在贵阳开办了三期“反共游者干部训练班”,企图建立蒋介石的“反共复国”游击基地。解放后,这帮匪徒,散布全省各地,并不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及国民党中统特务合伙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这就使新生的革命政书面临了严重的考验,也是年轻的省委书记苏振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1950年3月间,省内发生土团叛乱,袭击各地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破坏交通,残害当地的干部群众,占领了30多个边远朝镇,消息传到贵阳后,苏振华拍案而起,随即召开了全省肃清匪特会议,部署全省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会上,一位地委书记汇报土匪的活动比较猖狂时显得有点惊慌,苏振华义愤填唐地说:“你们,干什么,几个土匪翻不了天,国民党几百万精锐队伍都被我们打垮了。

  不久,大规模的清匪反特斗争在全省开展起来。人民解放军与各地的干部群众配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平息土匪叛乱,缴获各种枪支17万多支。蒋介石吹嘘的在大西南建立的“反共复国”的神话被彻底地粉碎了。在剿匪斗争中,贵州省委采取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顽固不化的匪首进行坚决打击,毫不手软。同时,对一些因为特殊的原因被裹胁的土匪,采取感化教育的方针。当时有个布依族的女匪首程连珍,为人行侠仗义,在土匪中有一定的影响。她看到解放军大规模剿匪运动后,便隐姓埋名,躲进山里,后来群众揭发,被剿匪部队抓了起来,情况报到省委后,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有的主张杀,有的主张放。苏振华书记经过反复思考后说:“这个女匪首还不能算罪大恶极分子。放了她,可以感化一些人放下武器,有利我们剿匪。”当地有的群众听说后,担心放虎归L比影响当地的社会治安。苏振华书记亲自到当地做工作,并说:“三国时诸葛孔明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也有信心把这个女匪首改造过来。”此事苏振华还上报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也不主张杀,要贵州省委通过改造程连珍,争取更多的土匪缴械投降。

  为了把这个女匪百程连珍彻底改造过来,苏振华书记又找到当地的苗族首领欧百川,同他商量:“我们打算把此人放掉,但是群众不放心,你能不能为她担保,她改造好了,我们要感谢你。她要是继续作恶,与你没有关系,也不要你负任何责任。”欧百川当即表态:“我不但愿为她担保,还要帮她改恶从善。”这位女匪首程连珍被感动了,自己跑到大山深处,现身说法,告诉那些土匪放下武器,将功赎罪,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山上的土匪觉得共产党说话算数,纷纷下山投降,推进了全省的剿匪进程。剿匪斗争胜利了,解决了贵州常年来匪思个绝的状况,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老百姓也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了。

发展经济  建设新贵州

  贵州解放后,苏振华带着省委一班人往工厂跑。往乡下跑,访贫问苦,调查了解贵州工人、农民的现状,尽快理清了贵州发展的思绪。在贵阳召开的69个厂矿500多人的工人代表大会上,苏振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志们,压在我们头亡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我们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虽然我们暂时还有不少困难,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工作,前途是光明的。希望大家发挥工人阶级的模范带头作用,用我们的劳动,用我们的汗水,去建设我们的新城市,迎接我们的新生活。”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干劲,焕发了大家建设新贵州的革命热情。贵阳各工厂的机器转了起来,全省各地的经济也很快恢复起来,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贵州的热潮在全省兴起。

  长期以来,贵州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农业地区。苏振华主持贵州工作期间,始终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来抓。他常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是一个大问题,肚子吃不饱,就会乱了套。“怎样才能让人吃饱肚子,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关键,苏振华这位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政委同志,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搞好农村的土地改革作为突破口,在全省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省委派出一批批土改工作组到农村,帮助农民打地主,分田地,苏振华对土改工作队员说:“农民是最贫困的阶级,贵州的农民贫穷尤甚。只有把生活在最基层的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的革命洪流中去,贵州的农民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很快土改运动在全省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还培养出了一批贵州土生土长的土改干部。他们在省委的关心下,茁壮成长。苗族青年干朝文经过土改的洗礼,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成了贵州省第一个少数民族省长。

  土改完成后,苏振华又领导全省农民搞互助合作运动,使贵州农业生产有了迅速发展,在1954年贵州就实现粮食自给,结束历史上形成的贵州吃粮靠外省调运的历史。这一年贵州半数以上的贫雇农生活水平达到了中农生活的水准。他在任期间,和省委一班入团结一心抓工作,贵州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6.8%,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增7.7%,全省还向省外调出粮食。

改革盐运,促进贵州的商品流通

  贵州的贫困在解放前是出了名的,人们常说贵州人穷得连盐巴都吃不起。一方面,由于贵州道路崎呕,交通不便,商品流通极不发达,农民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象食盐这类的商品十分奇缺。另一方面,贵州历史上就是一个不产盐的省份,人们吃的盐要靠成千上万的盐巴客从外省运回来。有斗米斤盐的说法,盐比金银还要贵。一天,苏振华到黔西县农村调研,他问当地农民:“你们现在最缺什么?”农民们众口同声地说:“盐巴和衣服。”“你们每户一年能吃上多少盐?”“不到半斤。”“你们家中粮食、南瓜、鸡蛋为何不拿去卖掉买盐和衣服?”“上街买东西,路途这么远,还多丢人。”

  苏振华回到贵阳后,下达指示:”紧急从外省调盐进黔,解决农民的急需。“很快由省军区组织了一百多辆军车到四川自贡运盐,苏振华准备以盐运改革为突破口,促进贵州农村极不发达的商品流通起来。川盐运到贵州后,苏振华下令:降低盐价,给买不起的困难户每月提供2斤,并给毕节地区每年拨救济布50万米,让那些穿不起裤子的农村娃娃去上学。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农村乡镇集贸市场也建立起来,农民把自已多余的东西,利用赶场的棚会,拿到集市上买卖。这时的贵州城乡,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初步繁荣的局面。正当苏振华准备在贵州大干一场时,中央又把他调到北京,准备要他协助有关同志组建新中国的强大海军。

海防贡献


  1957年2月,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政委,也开始了他领导建设海军的新阶段。

  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是在这个时候启动的。

  早在1953年,毛泽东在同水兵们一起航行时就发出号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而海军的强大,关键还在技术提高。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一点:海军要赶快搞技术,搞设计,搞科学研究。针对外国海上封锁,1958年,毛泽东断然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苏振华立即着手组建工作机构,动员全国力量投入这一工程,组织核动力开发研究。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有关舰艇与导弹的资料和部件也不再提供。这使中国正在建造的舰艇陷入困难境地,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但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仍然继续进行。1960年6月,北京原子动力所提出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61年组建舰艇研究院,调得力干部刘华清、于笑虹和戴润生担任领导。

  1962年,由于内有天灾人祸,外有赫鲁晓夫施压,中国国民经济十分困难。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核潜艇研制也面临难以前进的困难。

  苏振华坚持保留必要的研制人员,使核潜艇研制工作不致中断。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沙漠上空,升起了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驱散了笼罩中国3年的”晦气“。苏振华日夜不能释怀的核潜艇研制工程,这时便又提到了他思考的重要位置。

  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时间是1965年8月19日。终于盼到了核潜艇研制再度开发,苏振华激动得流下了泪水。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这个时候,林彪操纵李作鹏等人篡夺海军领导权的步子加紧。10月,李作鹏等利用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的机会,背地里炮制了《三年基本总结》,为他们夺海军领导权大造舆论。对这一总结,苏振华坚持不同意,不签字。

  但随后的”文革“浊流席卷全国,林彪一伙利用动乱,在1967年1月15日深夜,非法绑架了苏振华,接着将他宣布为”三反分子“、”邓小平安在海军的定时炸弹“,实行残酷斗争,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百般折磨。

  自1967年至1972年,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苏振华被剥夺了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联系,过着”劳改犯“的生活。身处逆境的苏振华不为个人安危着急,但为海军建设担忧,为核潜艇研制担心,为所有新型舰艇的研制担心。

  核潜艇的研制因”文革“混乱面临搁置,危险还是毛泽东化解的。在关键时刻,他连续几次亲笔批示,加快了研制核潜艇的进程。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胜利下水。

  十多年的艰辛,几度风雨。身处湖南偏僻关押地的苏振华,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

  1972年,苏振华回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的结果。毛泽东批准他恢复工作。周恩来也提出:“苏振华有军队工作的经验,也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军队不用,我们用。”

  苏振华恢复工作后,改任海军第一政委,并担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他参加了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经历磨难之后,苏振华更加奋发努力。他大力整顿海军,使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的海军出现了新面貌。并且,领导海军急起直追世界海军强国。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同每一个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握手交谈。他握着苏振华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海军要使敌人怕。“说着,又不无遗憾地用小拇指比划着,”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他又鼓励道:”海军要靠你呀!“

  苏振华是无愧于重托的。在他和海军其他领导人的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结束了中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历史。

主要年表


  1926年参加儿童团和游击队。

  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政委、团政委。在中共苏区历次反”围剿“中英勇善战,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当选为全国第一、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长征途中,他和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带领该团一举攻占娄山关口,钟赤兵负重伤后接任团政委,和团长谢嵩一道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突入遵义城。

  1936年4月,入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

  抗战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党校校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兼鲁西军区政委等职。与杨勇共同组织了潘溪渡战斗,在鲁西平原地带与日军交战。

  1941年5月,任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二野五兵团政委。

  1949年贵州解放后,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1954年4月起,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

  1958年,他率团出国购买、引进海军装备。后领导建立了海军科学研究基础和比较完整的造船工业体系。他主持组建了6个海军专业研究所,并设立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

  1959年后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中,苏振华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1972年复出后,出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随即又改任海军第一政委。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与耿飚等受中央指派连夜接管了被“四人帮”控制的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人民日报社等宣传机构。为防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中央派他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

  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將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2月7日,因突发心包膜破裂在北京猝然逝世,骨灰根据遗愿,撒入大海。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

人物故事


    苏振华受命秘进上海的非常之旅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毛泽东等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在这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机立断,于1976年10月6日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一伙进行隔离审查,粉碎了他们的政治阴谋。

    “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挑起武装暴乱。于是,清除“四人帮”余孽,解除上海的“第二武装”,并进而稳定全国,成为党中央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头等大事。

    是此,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的苏振华临危受命,作为党中央派出的首席代表进驻上海,踏上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政坛之旅……

    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对解决“四人帮”强烈不满。为摸清上海情况,中央指派苏振华与马天水谈话。10月12日,政治局作出向上海派工作组的决定。苏振华临危受命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4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3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上海市参加的是市委书记、市革委会第三主任马天水和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出席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领导只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他首先宣布中央已将“四人帮”隔离审查,而后请华国锋讲话。

    华国锋扼要说明了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的必要性,系统地传达了毛泽东生前对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和历次批判以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说明中央这样做是有根据的。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四害”的果断措施都很振奋,表示完全拥护。只有上海马天水如闻晴天霹雳,他斗胆提出,4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牵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牵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他回到住处后,忿忿不平地上书中央表示对解决“四人帮”强烈不满,指责中央是搞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与此同时,马天水又将“四人帮”下台的消息密告上海的同党———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并要求他们做好与中央进行“合法斗争”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摸清上海的反应,10月8日中央指派苏振华、倪志福约见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了解马天水的反应。周的表态很明确,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反映了马天水参加打招呼会议后的抵制态度和反常行为。尔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找马天水谈话,对他的抵制态度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警告。苏振华接受周纯麟的建议,提请中央对上海采取釜底抽薪的紧急措施,速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敲山震虎,打乱上海“四人帮”余党的阵脚,避免随时可能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人帮”搞武装叛乱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1975年8月,“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就在上海多次说过:“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多次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王洪文安插亲信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当头头,成了名副其实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王洪文大肆叫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

    在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徐、王,指示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告知“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因此,徐景贤、王秀珍10月7日接到马天水密告“四人帮”出事的消息后,立即于10月8日开始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动。

    10月8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上海市委礼堂紧急召开市委常委等会议,分析北京情况和各路消息,他们肯定“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决定“上海要对着干”,并决定对上海人民封锁消息,加强电台和报社的警卫。当晚8时,徐景贤、王秀珍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分散办公,设立秘密联络点。第一路由徐景贤带领主抓笔杆子搞舆论,转移到丁香花园办公;第二路由王秀珍负责抓枪杆子,转移到民兵指挥部办公,同时命令上海民兵指挥部进入战备状态;第三路由张敬标负责,留守市委机关。徐景贤、王秀珍认为只靠民兵作战兵力不足,要联络军队,兵民结合。当晚,就把紧跟他们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找去进一步合谋,商谈联合行动计划直到9日凌晨。随后,他们兵分各路开始活动。

    徐景贤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王秀珍带了一批人到民兵指挥部。徐景贤亲自下达手令严控电台。王秀珍在民兵指挥部加紧部署,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民兵指挥部设立了两个秘密据点,第一个在江南造船厂,第二个在中纺机械厂。并发出指令,一切行动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徐景贤下达指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万人值班待命,同时下令调集公安干警l500人,动用各种枪支2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

    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准备实施武装叛乱计划时,10月10日徐景贤、王秀珍接到立即到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通知,他们慌手慌脚先赴北京应付。上海余党顿时群龙无首,打乱了发动武装叛乱的计划。

    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立即与马天水见面,商量对付中央的策略,密谋了两条:一是以向中央提问题为名,拖延时间;二是假表态,蒙混过关,以便搞“合法斗争”。

    为了避免上海出现武装暴乱,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

    1976年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早已胸有成竹的叶剑英元帅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他资格老,被林彪、‘四人帮’整得很惨,且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熟悉组织工作,具有政策水平。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中央和主席的称赞。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工作起来有方便条件。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适。”

    叶帅的提议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同。陈锡联将军非常赞成叶帅的提名,他说振华同志是军委常委,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很得力,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协调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遭受过迫害,与振华同志都很合作,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振华同志是很合适的人选。

    李先念接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的稳定对于稳定全国局势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此牵头的人选特别重要。振华同志是坚决主张抓“四人帮”的,他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毛主席曾说过管海军要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靠他去牵头,发挥核心领导的作用。

    华国锋说,“四人帮”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领袖,他是什么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领袖去,我看除振华同志外,倪志福同志也一起去。

    倪志福同志是上海人,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着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对工人情况最了解,在工人群众中威望很高。对做好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有说服力。华国锋的提议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华国锋又说:上海和江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上海和江苏各方面的关系又不可分割,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

    李先念极力推荐彭冲同志,他说,调彭冲同志去牎他处世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遇到问题,江苏的支援和帮助最为方便。

    于此,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并要求工作组要尽早出发。

    10月19日,在玉泉山4号楼苏振华的住处根据中央的部署,苏振华会同倪志福、彭冲一起研究从国家机关部委、北京市委、海军机关挑选工作组主要成员,确定进驻上海的时机和方式,研究接管上海后3人的工作分工以及需要立即解决的主要问题。

    10月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苏振华主持了中央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倪志福、彭冲,还有从党政军机关抽调入选工作组的、在各方面有丰富工作经验的18名成员。苏振华以战争年代指挥作战的特有作风,简明扼要地传达了中央精神。郑重指出:“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余党手中,他们还在活动,出了大事就会影响全国。中央决定立即派遣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收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苏振华特别强调,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执行特殊任务,必须做好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他还说,我们去上海的方式、时间都是绝对保密的。中央指示,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狗急跳墙,必须严防不测。我们入沪前不通知上海市委,中央派专机护送,由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负责接待。会后请大家稍做准备,下午1点去南苑机场待命,何时起飞,中央将视上海的情况而定。下午1点,准时赶赴机场。

    10月20日16时46分,中央工作组在苏振华的率领下乘中央特派专机向上海飞去。苍茫暮色中,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l号停机坪。这时候的虹桥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专机到达前的50分钟,听到风声的上海市警备处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飞机进行武装监视。苏振华不动声色,率领工作组成员坚持静等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他们及时赶到,向苏振华政委敬礼问候,苏振华神情镇定,带领中央工作组在“四人帮”余党武装布控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

    中央工作组建议中央办公厅给马、徐、王3人的复电,有效制止其轻举妄动。苏振华连续对“四人帮”余党采取措施,使他们噤若寒蝉。兵不血刃,余党集团土崩瓦解

    中央工作组一到上海,马上连夜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以考察工作为名了解和掌握上海余党动向的同志取得联系,又召集驻沪三军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马、徐、王返回上海后的动向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同时深入到市属单位和主要基层单位了解和掌握动向,并电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于次日赶赴上海商谈稳定局势的军事部署。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上海被“四人帮”长期盘踞和控制,但是上海人民也饱受其害,对“四人帮”疾恶如仇。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上海,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长期受“四人帮”及其余党压制的人民群众,群情澎湃,斗志昂扬,从10月14日上午起,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大街小巷的楼墙。10月15日开始,群众连日自发走向街头,高举红旗和标语上街游行,热烈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滔天罪行。游行集会一浪高过一浪,持续不断,表达了上海的民心所向。

    但另一方面,形势仍十分严峻。文革中形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试图东山再起。不少流氓、地痞混在群众队伍中搞打砸抢企图制造混乱。这些现象有可能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方向偏离。特别是马、徐、王返沪后借机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于10月15日、19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话中有软有硬,宣称由于群众的自发活动使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并表示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话语间,流露出使用武力镇压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动向,以此扭转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把他们发出的两个电话记录转交给了当时正整装待发的工作组,苏振华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给中央出难题,施加压力,他们试图搞所谓“合法斗争”的阴谋。苏、倪、彭3人研究后建议中央办公厅答复马、徐、王3人,要他们必须按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和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得挑起群众斗群众,更不得使用武力镇压群众。中央严厉的答复和警告,有效地制止了马、徐、王的轻举妄动。10月20日深夜,由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告知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时,马天水才醒悟上海警备处所报“天黑时北京来了一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原来就是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这一通知让马、徐、王3人顿时如五雷轰顶。

    10月21日凌晨3时,苏振华找马天水单独谈话。马天水心怀鬼胎来到海军基地,他看到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表情严肃地端坐在陈设简陋的会议室,便假惺惺搭讪说:“你们怎么可以住在这里。可以住锦江饭店,也可以住兴国路,那边房子都空着,条件比这里好。”苏振华没有理会,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央决定:“党中央根据上海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3人领导。现在请你把从北京回来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情况如实汇报。”

    马天水措手不及,结结巴巴地说,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向常委和区县局干部做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现在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难于控制局面,难于工作。今天下午的揭批大会有上百万人,我们去参加了,不让我们发言,搞得很狼狈。现在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立刻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四人帮’的问题上你们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不管上海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晚7点,在同一间会议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又召集马、徐、王3人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上海如何贯彻中共中央的精神,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声讨“四人帮”的反党罪行。苏振华说,10月24日北京要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四人帮”曾在上海为害一方,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揭批“四人帮”会产生巨大影响。组织好大会对你们是一次扭转立场的机会和考验。尽管上海市委在“四人帮”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揭发交代检讨,但是首先要办好这件大事。并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小动作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合法斗争”。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同志请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指出,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海军负责海面警戒。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并提出请南京军区抽调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做好上海的安全警备工作,保证上海不出乱子。

    廖汉生政委当即决定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振华请廖汉生警告上海警备区少数几个人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任何活动。

    到达上海仅两日的时间,工作组的斗争策略明显收效。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内,苏振华对“四人帮”余党区分性质并对顽固分子施以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迫使他们的走卒闻之退避三舍,不敢轻举妄动。

    1976年10月26日,中央作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了上海区局县干部大会。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上海市广大领导干部面前亮相。会场气氛热烈而紧张。苏振华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宣布了对他和倪志福、彭冲3位同志的任命,宣告彻底夺回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把持10年之久的领导权。接着,苏振华发表了简明扼要但却是耐人寻味、鼓舞人心的讲话。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等领导反复研究,决定从原上海市委常委入手,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

    从10月27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上海锦江饭店亲自坐阵,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让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等人必须参加,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马、徐、王3人知道武装叛乱的罪责重大后果难负,采取避重就轻,互相推诿,能瞒则瞒,能推则推,继续负隅顽抗。苏振华下决心立即采取组织措施,迅速查处上海余党的核心人物。这次会议决定对参与武装叛乱拒不交代,民愤极大的7个常委交上海警备区监护,实行隔离审查;对有所交代,但罪行深重的陈阿大等6人送回原单位监护,专案审查。“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核心集团彻底土崩瓦解。

    经过深入追查,中央工作组获取了马、徐、王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批罪证,包括手令、武器、弹药、电台、通信呼频表、通信暗语表、兵力部署图等,基本查清了“四人帮”余党从10月8日至20日期间一系列罪恶活动。

    11月4日开始,苏振华带领新市委又开始领导新一阶段的揭批查行动。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教育群众,政策攻心,帮助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从上到下分化瓦解“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孤立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

    通过各种会议和宣传,上海余党的罪行和阴谋暴露无疑。许多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他们耳闻目睹中央工作组对马、徐、王“四人帮”的主要干将都给予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深为感动。不少人消除顾虑,主动交代问题。大量触目惊心的罪证,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认清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真面目,推动全市运动步步深入。

    许多犯过错误的人正是由于亲身体会到上海新市委的宽大政策更加主动揭发交代“四人帮”的罪行,加快了揭批查运动。很快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黑据点及其组织机构中的大量罪证,为日后审判王张江姚反党乱国的罪行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证据。后来,在审判“四人帮”时法庭出具的各种证据材料中就有98件,证据173条是上海提供的,占起诉王张江姚总证据的三分之一。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同志曾说过: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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